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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简介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简称当代作协,是由世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主管的全球华语作家、文学理论工作者、文学编辑工作者和文学组织工作者自愿结合的专业性文学社团,是联合全球各国华语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是全球华语作家组织的高端组织,其工作宗旨是:加强全球华语文学理论工作者、企业儒商、策划精英、各行业文职人员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国际交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为弘扬中华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全球华语作家举办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组织文学评奖,对优秀的创作成员和创作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进行文学理论研究,开展健康文明的文学评论和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发现和培养世界华语文学创作、评论、编辑、翻译的新生力量推进中外文学交流,代表中国当代作家参加国际文学活动。反映当代作家的意见和要求,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简称全国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选举产生协会理事会。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协会理事会负责执行会员代表大会和常务理事会的决议。秘书处为中国当代作协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协会的日常工作和根据需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及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由理事会推举产生。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简称全国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选举产生协会理事会。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协会理事会负责执行会员代表大会和常务理事会的决议。秘书处为中国当代作协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协会的日常工作和根据需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及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由理事会推举产生。
  中国当代作家内设办公厅、人力资源部、组织联络部、文学创作中心等职能部门,主席团、理事会、顾问团、创作联络部、发展战略部、创作影视部。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报刊网有: 中国名家杂志、中国文艺新闻报、中国经典网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北京地址:北京市复兴路乙20号(总参大院)
  电话:010-88232339  88226136
  传真:010-88226137
  手机:13910054379 13522714981
  北京通联: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20号42号楼301室
  邮政编码:100036
  网址:http://www.zgjingdian.com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香港地址:香港湾仔骆克道315-321号骆基中心23楼C座
  电话:00852- 96572887 3592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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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阎连科和梁鸿解读“农民工写作”
 发表日期: 2014/3/28 18:02:00   来  源: 中国文协  作  者: 佚名  

2012年01月06日 14:05:05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一个开放的、平等的社会,自然会培育出身在其中的每一群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记者:该如何引导和培养这个群体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阻碍在哪里?

    阎连科:作家不是可以培养的,但作家的成长需要适宜的环境。我们一培养,就可能把他们变成了群体中的一个,而不是独特的一个。不用培养他们,能给他们一些具体的帮助会更好,比如说时间和物质,这可能是他们现在最缺少的,而不是让我们去教他们“你应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说到阻隔,就是我们总是想培养别人,作家不需要培养,作家只需要精神的自由,这精神的自由如何培养?

    梁鸿:一个开放的、平等的社会,一个把人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看得同样重要的社会,一个把农民和城里人、传统和现代、山川河流和钢筋水泥看得同样重要的社会,自然会培育出身在其中的每一群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最大阻碍是我们首先把他们看作社会的病症和问题,一心想着怎样消除,而不是把他们看作社会正常的一部分,让他们生长。

    他们也是我们自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

    记者:《中国式民工》的作者认为这个群体渴望被了解、需要被了解,您有没有想法为他们创作一部作品?

    阎连科:其实很多作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对我来说,不是我去选择写什么,而是现实选择我写什么。有一天,也许我会写这样的作品,但那要看生活给不给我这样的馈赠了。

    梁鸿:一个人永远无法“为”某一个群体写一部作品,你只能写你看到的和理解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现在的确在写这样一个群体的故事,但我不敢说我在“为他们”创作,我写的只能是个人的有限的观察和理解。面对他们的生活和存在,我只能是谦卑的和热爱的,因为他们也是我们自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记者 田朝晖)

    他们的写作资源就是生活本身

    记者:同样是从事农民工和农村题材的创作,职业作家和农民工作家有什么不同?这个群体有没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大家?

    阎连科:二者的不同是,农民工作家是人在具体实在的生活中,他们的写作资源就是生活本身,“不吐不快”是他们的创作动力。

    而今天的职业作家,其实都已离当下的生活有很远的距离,记忆、回忆、想象是他们弥补生活不足的方法。当然,读书和写作经验也是他们不断写作的资源库房。在农民工的群体作家中,当然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大作家,毕竟他们今天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现实之中,而那些真正成熟的作家,和这个“转型”是隔着一层的。而他们中谁可以成为大作家,那要看他的天赋、悟性、阅读和对文学最独有的理解和追求。

    梁鸿:职业作家可能会较容易抽离出来,站在较高位置看问题,但也可能因此而缺乏切骨的东西。

    农民工作家则相反,有切骨的体验,因为他们本身就有最细微的和最具体的生存感受,但把这种经验如何转化为富有更深广含义的文字则是他们要面临的考验。因为一个社会里,被处于游离状态和隔离状态的人群是经验最复杂的群体。他们中总会出现有书写愿望和能力的人。

    是谁给我们的权利和观念认为他们不应该产生作家、艺人和艺术家?

    记者:农民工群体不只产生了作家,还产生了像旭日阳刚这样的艺人,他们都怀揣梦想又不甘于接受现实,它们的出现是不是这个群体萌芽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阎连科:我觉得现在谈农民工群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还有点为时过早。这件事情有点像体育竞赛,中国可以拿到很多金牌,但还不能说是体育大国,因为我们的群众体育、全民体育、民间体育都还不行。因为这个不行,你就不能说我们有体育文化的自觉性。我们有两个亿的农民工,出了个旭日阳刚和几个作家、诗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排除他们出现的偶然性和“正统文化”对他们“多看一眼”的同情心。什么时候农民工的孩子们能够享受到和其他城市人一模一样的教育,那我们才可以说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教育跟上了,一切都有了希望,教育跟不上,我们就不要把偶然当做普遍,更不能把他们的成功说成是自觉和自信。

    梁鸿:恰恰相反,对旭日阳刚“农民”身份的强调是这一群体仍然处于被观赏、被怜悯状态的体现。我们都是一群冷漠的围观者。是谁给我们的权利和观念认为他们不应该产生作家、艺人和艺术家?所以,只有当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文化成为我们社会有机体最日常的一部分时,这一群体才有真正文化萌芽和文化自信的可能。

    一个开放的、平等的社会,自然会培育出身在其中的每一群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记者:该如何引导和培养这个群体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阻碍在哪里?

    阎连科:作家不是可以培养的,但作家的成长需要适宜的环境。我们一培养,就可能把他们变成了群体中的一个,而不是独特的一个。不用培养他们,能给他们一些具体的帮助会更好,比如说时间和物质,这可能是他们现在最缺少的,而不是让我们去教他们“你应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说到阻隔,就是我们总是想培养别人,作家不需要培养,作家只需要精神的自由,这精神的自由如何培养?

    梁鸿:一个开放的、平等的社会,一个把人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看得同样重要的社会,一个把农民和城里人、传统和现代、山川河流和钢筋水泥看得同样重要的社会,自然会培育出身在其中的每一群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最大阻碍是我们首先把他们看作社会的病症和问题,一心想着怎样消除,而不是把他们看作社会正常的一部分,让他们生长。

    他们也是我们自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

    记者:《中国式民工》的作者认为这个群体渴望被了解、需要被了解,您有没有想法为他们创作一部作品?

    阎连科:其实很多作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对我来说,不是我去选择写什么,而是现实选择我写什么。有一天,也许我会写这样的作品,但那要看生活给不给我这样的馈赠了。

    梁鸿:一个人永远无法“为”某一个群体写一部作品,你只能写你看到的和理解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现在的确在写这样一个群体的故事,但我不敢说我在“为他们”创作,我写的只能是个人的有限的观察和理解。面对他们的生活和存在,我只能是谦卑的和热爱的,因为他们也是我们自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记者 田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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