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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简介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简称当代作协,是由世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主管的全球华语作家、文学理论工作者、文学编辑工作者和文学组织工作者自愿结合的专业性文学社团,是联合全球各国华语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是全球华语作家组织的高端组织,其工作宗旨是:加强全球华语文学理论工作者、企业儒商、策划精英、各行业文职人员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国际交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为弘扬中华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全球华语作家举办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组织文学评奖,对优秀的创作成员和创作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进行文学理论研究,开展健康文明的文学评论和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发现和培养世界华语文学创作、评论、编辑、翻译的新生力量推进中外文学交流,代表中国当代作家参加国际文学活动。反映当代作家的意见和要求,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简称全国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选举产生协会理事会。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协会理事会负责执行会员代表大会和常务理事会的决议。秘书处为中国当代作协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协会的日常工作和根据需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及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由理事会推举产生。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简称全国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选举产生协会理事会。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协会理事会负责执行会员代表大会和常务理事会的决议。秘书处为中国当代作协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协会的日常工作和根据需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及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由理事会推举产生。
  中国当代作家内设办公厅、人力资源部、组织联络部、文学创作中心等职能部门,主席团、理事会、顾问团、创作联络部、发展战略部、创作影视部。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报刊网有: 中国名家杂志、中国文艺新闻报、中国经典网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北京地址:北京市复兴路乙20号(总参大院)
  电话:010-88232339  88226136
  传真:010-88226137
  手机:13910054379 13522714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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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香港地址:香港湾仔骆克道315-321号骆基中心23楼C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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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作家刘春来
 发表日期: 2009/9/24 17:42:00   来  源: 中国经典网  作  者: 中国经典网  

驻站作家001

 

湖南作家刘春来

 

 

  刘春来,男,1956年出生,籍贯河南遂平县,出生于大湘西安江小镇,长大后一直在湘中益阳谋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社会兼职:中国当代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兼作家分会副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益阳市文联副主席,益阳市作家协会主席,益阳市一、二、三届政协委员,益阳市劳动模范,益阳市优秀专家。毕业于益阳师专中文系,进修于鲁迅文学院第二届作家班,曾任益阳日报社副刊编辑、益阳日报社文艺部主任。
  从知青点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发表、出版文学作品3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办事处》(中国青年出版社),《水灾》(人民文学出版社),《铜鼓冲纪事》(湖南文艺出版社),中篇小说集《石板路,水竹林》(百花文艺出版社),中篇小说集《两代风流》(香港天马书屋)。另有中篇小说若干部、短篇小说若干篇散见于《小说月报》、《萌芽》、《青春》、《湖南文学》、《芙蓉》、《红岩》、《飞天》等全国各地文学杂志。从事新闻工作后,有近百万字散文、报告文学、通讯、消息等职务作品散见全国各地报刊。曾获湖南省第四届青年文学奖,湖南省1996年度五个一工程文学奖,“当代文学拉力赛”第三站冠军,30余次获各级各类刊物作品奖和各级各类新闻(副刊)作品奖。

 

《文学界》杂志对刘春来老师的访谈(2008-03-12 )

 

理解和宽容

于建初  刘春来

  于建初(以下简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还在军营里服役和时候,因为也热爱文学,关注家乡益阳的作家,自然对你的作品差不多是每篇必读。你那时好像还在醉心于你的“铜鼓冲系列小说”吧,我印象最深的,是你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很浓郁的乡土风情。你笔下的人物,过年耍草龙,六月六晒疱毒,七月半到坟山里给先人去送灯,我觉得写的就是我的乡亲们。我还注意到,你的许多小说,都要写到一条杜溪河,那条河在山岭间流淌,河两边长的总是水竹林。而那些山岭,都是雪峰山的余脉,这分明就是我故乡的景色。那时候我还不了解你,但先入为主就认定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益阳人了。后来陆续看到一些关于你的评论和介绍文章,有说你是益阳人的,有说你是湘西洪江人的,还有说你是河南省遂平县人的。我现在提一个小问题:你到底是哪里人?

  刘春来(以下简称刘):我认为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益阳人。你说的那些关于我的评论和介绍文章,基本上都在文学界将我定位于“文学湘军七小虎”那个时期,我也基本上都看到了。我父亲是河南省遂平县人,我母亲是湘西洪江人,他们解放初期从部队转业,先在湘西生活过一段时间,1962年就到益阳来了。我是1956年在湘西洪江出生的,我在益阳长大,一直在益阳工作,很可能这辈子就生活在益阳了,所以,我应当是地地道道的益阳人。说我是河南省遂平人县人的那个报道,发表在河南的报纸上,说我是湘西洪江人的那个报道,发表在怀化的报纸上,这是很好理解的事情。小说要塑造人物,人物要有个活动的舞台,我只能将这个舞台搭建在我熟悉的地盘上。我的那一块地盘,以现在赫山区泥江口镇为中心,沿志溪河上溯灰山港,下到新市渡。我从14岁起就在这一片山地上烧石灰,打炮眼,制砖瓦,还做过一位走村串户的木匠师傅的徒弟,只是最终也没有学到木匠手艺。

  于:那你那些小说中的杜溪河,就是志溪河了?

  刘:原型吧。小时候,志溪河里的水好清澈呵,百舸争流。现在被污染了,水也干枯了——想起来真令人心疼。

  于:这是另外的问题。你是一开始就写小说的吗?

  刘:不是,我的情况和你有些不同。我读过你的文集,很认真的读过你的长篇小说《脚都》,你是做好了充分的文学准备后再开始文学创作的,我不是,我最开始写诗歌,而且写的还是那种所谓的诗歌。中学与我无缘,但我父亲工作的那个单位要凑数,1975年我就成为了知识青年。知青办用一辆拖拉机,把我从这一片山地拉到了另一片山地,再取消商品粮户口,我就是知识青年了。那时候全国农民正开展学心小邢庄的运动,我们公社和大队经常举办赛诗会,你知道,这种赛诗会不是歌颂什么,就是批判什么。一般都是知青们写,让老农民到台上去念,很滑稽的。县里文化馆的老师到知青点来搞辅导,人人都要写,居然是我写的诗歌据说最好——其实都是一些四六句子,而且不一定要创新。写得多了,我后来就成为了当时的“工农兵业佘作者”,经常有机会到县招待所去吃不要交钱的三菜一汤了。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在县里《工农兵文艺》上发表的第一首所谓的诗,一共是二十九个字:知识青年是棵苗,贫下中农把水浇,毛泽东思想阳光照,扎根山乡不动摇。

  于:哈哈,很进步的呵,可是你后来动摇了。

  刘:说不动摇,其实就是想动摇。一年后,果然动摇了——我大约有一半时间被抽到县文化馆来搞创作,给下面公社和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提供演唱资料了。我记得我那一段时间最得意的“作品”是一个宣传计划生育的“三句半”。中间有这么一段,演出时总是逗得群众哄堂大笑——

  甲:一个最好;

  乙:两个多了;

  丙:怀上第三个怎么办?

  丁:刮掉!

  于:我知道“三句半”很搞笑,这种表演形式近似于北方的群口相声。“丁”就是那个“解包袱”的人,他在说“刮掉”的时候,还要很响的敲一声铜锣,做出一个很滑稽的样子出来。我想象在某一个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在煤油灯和火把照出来的光亮中,人们的笑声一定是爆发式的。你不认为你写的那些所谓的诗歌,还有那些演唱资料,对你来说不也是一种文学准备吗?这使我想起,许多知识青年出身的作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比如说著名作家韩少功老师,他下放在湘南的时候,就曾经写过很长时间的演唱资料,写进了他们那个县的文化馆,再从县文化馆考上大学。

  刘:这倒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我还是认为,那些所谓的诗歌还有那些演唱资料,本身绝对不是文学,只是一种宣传,一种对当时政治的通俗图解。看来你对新时期以后的文学过程确实有了解,那个时代写演唱资料的知识青年确实很多很多,因为那个时代只有演唱资料可写,也因为写演唱资料是一条出路。写的过程中,可以结识到县里的人公社的人,这对于以后招工进城是会有好处的。但这些人中,真正后来写成了作家的,基本上都是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中文系的那些人。他们都具备写作的潜质,读大学才真正接触文学。搞清什么是文学后,他们的潜质爆发出来了。那些后来没有考取大学的,潜质得不到爆发,有的甚至到现在还弄不清楚那些演唱资料为什么不是文学。如果硬要说是一种文学准备,我想主要是有过这样一段经历的知识青年,比没有这样一段经历的知识青年生活阅历可能要丰富一些,他们后来从事写作时,这些阅历就成为了写作时的生活积累。事实上,知识青年出身的作家,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写的都是他们做知识青年的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湘军”中的韩少功、张新奇等位老师,都是这样。你所说的某一个生产队的打谷场,还有煤油灯和火把照出来的光亮,就是一种生活的积累,才是真正的文学准备。我在读大学时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干脆就是写知青点的。我认为文学准备主要在感受方面,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与写不写过演唱资料关系不是很大。

  于:同意你的说法。我也注意到了,有一些知识青年后来写小说,总跳不出宣传,可能就是写演唱资料时留下来的后遗症。今天之前我还不知道你有知识青年的经历,因为你写的以知识青年为题材的小说很少很少,我只读到过两个短篇,一个中篇。那个中篇,也还只是触及了一点点知青生活。恕我直言,你以知识青年为题材的小说不但写得少,而且写得也很一般,很难划到当时风行一时的“知青文学”大潮里面去。而许多同样也是知识青年出身的作家,将“知青文学”写得轰轰烈烈,而且都是把知青生活写了许多年后,才与时俱进扩展到其他领域的。能够为我分析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刘:你其实完全可以直说,那两个小说没有写好。为什么会这样?你不提及,我还真的没有思考过这些。现在思考,我想是不是因为这样两个原因?首先,我当知青的时候,已经是知青运动的强弩之末,离知青大返城已经没几年了。知青办把城镇青年的商品粮户口撤消,减少一些“在城里吃闲饭”的人口,就算完成了任务。知青点形同虚设,知青们第一年吃国家补助,第二年没有国家补助了就回家吃父母的,第三年就大返城了,我自已都没有当知青的感觉。其次,我上面已经说到了,知青办派来的拖拉机不过是我从这一片山地拉到了那一片山地,况且我还总是回到原来的那一片山地上去,还是烧我的石灰打我的炮眼。我们那一批知青,其实是伪知青,而伪知青当然就无法加入“知青文学”大潮了。你说你看过我写知青生活的小说,我知道一篇是《爱情的天平》,一篇是《那一夜月光如水》。前者写那个畸形年代年轻人的爱情生活,只是地点放在知青点,确实没有当时“知青文学”的特质。后者回忆我们夜里偷鸡摸狗摘农民的西瓜,白天还人模狗样教导农民要突出政治,强行扯掉农民自留地上“资本主义的苗”,表达的是一种内心的忏悔。我只能这样说,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写什么,我只是能写什么就写什么。

  于:能写什么就写什么——所以你的前期小说,我指的是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得很顺手的“铜鼓冲系列小说”,就是你青少年时期接触过的那些人,以及那些人所生息的那块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了。你的“铜鼓冲系列小说”,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是《蛮老三、满女和月月》。之所以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在军营里读过这篇小说后不久,又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了乡土文学大师刘绍裳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刘绍裳先生说,他偶然读到这篇小说后,第二天便跑到秦  阳同志家里,进门就兴冲冲地喊道:湖南出了个小沈从文!先生写道:我对刘春来同志的情况一无所知,不了解他以前发表过什么作品,只就这篇小说来说,他是一位很有生活、颇有功力的作者,创作上深受沈从文作品的影响。他对他所描写的地方历史和风习,人物性格和命运,都非常熟悉,而且充满感情。小说中对铜鼓冲的环境、景色和风俗的描写,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先生还说,我尤其喜欢刘春来的语言,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检验一个作家的才华和水平,首先看他运用语言的功夫。刘春来用乡土语言写乡土人物,还能让不是他那个乡土的人也能领略到他那个乡土的风情,这就非常难得——你认为先生的评价能代表当时文学界对你的评价吗?

  刘:我只能说,刘绍裳先生对我是过誉了。他之所以过誉,又是很好理解的事。先生一辈子从事乡土文学的创作,一直到离开我们,都还在竭力呼吁要重视乡土文学的创作,要重视对乡土文学作家的培养,所以容易对乡土文学过誉,对写乡土文学的作者过誉。我后来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时听过他的课,还被他特别邀请到他专门用来写作的四合院里去坐过几次。他总是向我们灌输他关于乡土文学的主张,凭我的理解,他所说的乡土文学,比我们一般人所说的要广义一些。他认为,沈从文的作品是最好的乡土文学,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是乡土文学,鲁迅的《孔乙已》、《风波》、《社戏》、《故乡》也是乡土文学。我认为先生是用乡土文学这个概念来强调:作家必须立足于一片土地,他的作品必须把他所立足的那一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传达和表现出来。我认为他的观念是对的,最具地方性的东西,才最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在他那个专门用来写作的四合院里,我记得他还从语言表达的角度把沈从文和周立波进行过一番比较。他说湘西的方言应当比益阳的方言更难懂,但沈从文的《边城》北方人都读得懂,而北方人读《山乡巨变》时,却总有一定的语言障碍。他这么一说,我就懂了:地方语言只是构成地方特色的一个要素,不是最重要的要素更不是全部的要素,最重要的要素是对那个地方的历史的充分地了解,掌握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人们的性格特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理解和把握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文化底蕴和宗教信仰一样,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你可以不主张,但你一定要尊重。先生不赞成用方言写作,他主张运用地方语言时,尤其是使用一些很地方化的辞汇时,要慎之又慎,原则是以不妨碍读者领会为准则。我认为他说的都是对的,乡土文学其实就是比较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品,并不是用方言写作的作品。我现在都认为,周立波写《山乡巨变》只是在做一个实验,以后也再没有哪一个作家用方言写作再去加那么多注释了。

  于:你对《山乡巨变》还有什么看法?

  刘:(笑)你这是引我上钩呵!我祟敬周立波,无论文章还是人品。那个时代的作家,不可能有自已的思想,我们不能苛求他。他是一个天才,这就够了,他塑造人物时所用的那种很冷静很冷静的白描手法,还有他在写作时表现出来的机智——我说的是机智,机智比幽默高许多档次——是我这辈子都难得学会的。

  于:说到冷静,我认为你已经在写作中追求冷静了,尤其是你转向长篇小说以后。你的长篇小说《水灾》,涉猎的其实是个并不新鲜的题材领域。小说有两条先平行后相互交织的线,一条是腐败和反腐败,一条是水灾爆发然后抗洪救灾。我以为这部小说最为深刻也是最为成功之处,在于写出了人性的多重性、复杂性。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作为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员,尤其要作为一个地区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表现出了了矛盾甚至对立的多重侧面:既逃不脱社会上腐败风气的浸染,又都是抗洪斗争中的英雄。他们平时的所作所为和思维方式,不同程度上冲刷着社会道德之堤坝,但当自然界洪水真正来临时,又是抵挡自然之水的堤坝。你在描叙这些时,总是不动声色,时不时还要调侃一下,你冷静得好像是一个绝对的旁观者,好像你什么事情都能理解,都不会激动。有一个人,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他说他看见你在公共车上被人踩了左脚,还伸出右脚问人家要不要也踩一下,你真的这样好脾气吗?

  刘:没有的事。我只是认为,人其实是无好坏之分的,都是在哪能个山上只能唱那个歌,或者是在哪能个山上只会唱那个歌,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的行为以及行为的方式。既然是这样,还有什么好激动的呢?重要的是改变那个环境。今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这一段时间,电视上有很多关于这一方面的节目。我就注意到,现在的节目就进步得多了,很少控诉日本人是如何残暴,基本上不去纠缠到底是三十万还是二十几万了,而是大家都在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惨案,人类——注意,是从人类的层面上分析要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这使我想起外科医生,想起外科医生面对车祸伤员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静。车祸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能做的不过是抢救伤员,而抢救伤员需经冷静。生活态度和写作方式,有时候也是相通的。

  于:听说你现在是一个慈善机构的义工,是真的吗?你怎么想起要到慈善机构去做义工的呢?

  刘:不是慈善机构的义工,只是偶尔到那个我们益阳一个叫“非凡慈善”的机构去做一天义工,多半是帮他们处理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有时候也做其他事。我一说,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帮他们了。这个“非凡慈善”是民间的,自已其实也没有钱,不过是牵线搭桥,让愿意做慈善的有钱人帮助特别需要救助的人。我们经常发现需要救助的人,他们总是不量力而行,有时候善款还没有筹到钱就用了。我的一个有钱的朋友,本来是几个月前借了一笔钱给他们的,昨天却宣布不要还了,算捐款就是了。因为那个被救助的人,到山上检了一个月的山枣卖了一点点钱,救助了一个也需要救助的人。我那个有钱的朋友,真的被感动了。他感动的方式,是将借款宣布为捐款,我感动的方式,就只能帮他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了。

  于:你至今都是业余作家,你的时间分配得来吗?

  刘:没问题,做一天义工,我会快乐几日。我所工作的这家报社,有较为宽轻的工作环境,历届领导尤其是现任各位领导对文学和作家都很看重,我也会百分之百地完成本职工作,同事对我很理解很宽容。我们这篇访谈录如果要做个标题,我想就叫《理解和宽容》,因为生活需要理解和宽容,作家需要理解和宽容,优秀的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内质,也还是对所有人的理解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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