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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简介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简称当代作协,是由世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主管的全球华语作家、文学理论工作者、文学编辑工作者和文学组织工作者自愿结合的专业性文学社团,是联合全球各国华语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是全球华语作家组织的高端组织,其工作宗旨是:加强全球华语文学理论工作者、企业儒商、策划精英、各行业文职人员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国际交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为弘扬中华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全球华语作家举办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组织文学评奖,对优秀的创作成员和创作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进行文学理论研究,开展健康文明的文学评论和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发现和培养世界华语文学创作、评论、编辑、翻译的新生力量推进中外文学交流,代表中国当代作家参加国际文学活动。反映当代作家的意见和要求,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简称全国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选举产生协会理事会。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协会理事会负责执行会员代表大会和常务理事会的决议。秘书处为中国当代作协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协会的日常工作和根据需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及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由理事会推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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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作家内设办公厅、人力资源部、组织联络部、文学创作中心等职能部门,主席团、理事会、顾问团、创作联络部、发展战略部、创作影视部。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报刊网有: 中国名家杂志、中国文艺新闻报、中国经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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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养活中国——《共和国粮食报告》
 发表日期: 2009/9/25 16:43:00   来  源: 中国报告文学网  作  者: 陈启文  

(节选)

  路,越来越狭窄了。对此,我早已见惯不惊了,越往乡村深处开,路越窄,车开到坦渡村,然而,这里还不是我的目的地,我要去的是那个自然村落,离这里还有三四里。那里有两个村民小组,住着五六百村民。去那里,其实也有路,河岸上的一条土埂,顺着坦渡河岸向着迷濛的雨水
  

让我们从这样一个故事开始吧——

1977年夏天,在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一件意外的事件发生了,有人向刚刚第三次复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当面呈递了一封信。这是由时任北京农业大学的三位副校长联名写给邓小平的,信里的每个字都如铅块般沉重,他们历数了北京农大在十年动乱中被迫搬迁并遭受惨重破坏的遭遇,“请求中央批准把学校迁回北京原址——马连洼办学。”邓小平看后,也以沉重的心情立刻作了批示,然而,马连洼早已被国防科委的几个部门占用着,而且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而在当时,“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而且,谁都知道,国防科委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共和国最重要的战略部门之一,北京农大想要搬回原址办学,或许只是一种梦想,想迈出一步都太难了。但当时分管国防科委聂荣臻元帅却说了这样一番话:“农大搬回北京办学的事,早经邓副主席和中央同志批准,并已责成国防科委贯彻和执行。九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比‘上天’更重要更迫切的重要战略问题。”身经百战的聂荣臻元帅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一下揭示了一个比一切战略问题“更重要更迫切”的战略问题,——吃饭比上天重要!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九亿人,早已越过了十三亿大关。这里边可能还有多少人口是没有统计的,而中国的人口峰值还远没有到来。现在的中国人,上上下下,不是没有粮食危机意识,而是有特别强烈的危机意识。而最让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一个魔影,无疑是美国人布朗在十多年提出来的,有人称之为“布朗的咒语”:二十一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

 

一滴露水养活一蔸草

 

去坦渡那天,时值雨水——农时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雨水中,还有阵阵雷声。这让我的记忆变得格外清晰,一个清晰的开端,我是从牛年的第一声春雷中出发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在共和国诞生的六十周年里,我也在心里默默祈愿,中国农民能够迎来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

一路上,一直不停地下着雨。车窗上,漫溢着绵密的雨水,隔着玻璃,看着外面的田野,心里还感觉一片冰凉。然而,就在这样的雨水中,草木开始萌动返青,天气开始回暖。至少,雪是不会再落了。“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雨水前后,油菜、冬麦在经历了一个长冬之后,也开始苏醒了,摇曳着,摇曳出许多鲜活的姿势。春雨贵如油。但此时,在二十四节气的起源地黄河流域,在北方——华北、西北以及黄淮地区却传来让人不想听到的消息,那里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旱。这让我心里有涌起一股不祥之感,古老的中国,真是多灾多难啊。

车,一直行驶在江南这片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区。一路上,我看见田野里,最多的越冬作物都是油菜,山坳间狭长的土地上,也有人种了一茬冬麦。俗话说,麦浇芽,菜浇花。这个季节,这场雨水,对刚刚抽苔的油菜真是一场及时雨。除了粮食,这里也是油作植物的重要产区。粮油,粮油,粮油不分家。汽车从京珠高速公路下来,你的第一个感觉是路突然窄了。我知道,这才开始进入真正的乡村了。

坦渡,是一个我多次来往的地方。从历史与地理的大背景看,这里属于洞庭湖和长江的交汇流域,水系纷繁。但随着洞庭湖不断被人类围垦,湖泊日渐萎缩,这里离洞庭湖已有百里之遥。而今,离这里最近的湖泊是黄盖湖,最近的河流是一条在地图上难以寻觅的小河,这也是湘北和鄂南的一条界河。在小河那边,是湖北境界,他们把这条河叫新店河,因为那边有个叫新店的小镇;在小河这边,就叫坦渡河,因为这边有个叫坦渡的乡村。这一衣带水的湘鄂交界处都是丘陵地区,但又以畈田为主。当地农人都把这样的田野称为——畈哩。我后来吃惊地发现,这并非一句狭隘的本土方言,而是一句古老的越谚,在清朝范寅辑录的《越谚》中就有对“畈哩”的解释,——田野间。但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田畈,平畴,也就是成片的田。

在坦渡,这里的农民把各种土地分成了三种:山哩;畈哩;湖哩。山哩,是对山地和丘陵的统称,这里的人大多种植山林、果树和玉米,稻田很少;畈哩,就是水稻主产区,也是洞庭湖商品基地的一部分;湖哩,不仅只是湖,而是指湖区广大的冲积平原,在这里,特指黄盖湖靠坦渡这边的土地,这里也是以种水稻为主,但很容易被湖水淹没,现在,很多低洼水田已被改造成了鱼塘,除了鱼塘也有很多人直接在湖里搞网箱养鱼,除了养鱼,也有很多人搞特色养殖,养鳝鱼、泥鳅、小龙虾、螃蟹、乌龟、王八,只要能卖钱,什么都养。很久以来,这里就是鱼米之乡。

这里,请理解我对这片土地不厌其详的叙述。对于我,这并非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她是洞庭湖和长江中下游的无数普通乡村中的一个普通乡村,正因为她的普通,才让我选择她来解剖洞庭湖商品粮基地的自然风貌、历史与现实,尤其是粮食生产的现状。我们可以忽略这样一个乡村,但我们无法忽略洞庭湖流域——全国九大商品粮基地之一。我们解剖了这只麻雀,事实上也就了解了洞庭湖商品粮基地的大致面貌,而坦渡作为普通的一个乡村,也更具有普适性,这也就像费孝通选择“江村经济”来解剖太湖流域的普通乡村乃至整个江南农村,是一样的意义。

 

路,越来越狭窄了。对此,我早已见惯不惊了,越往乡村深处开,路越窄,车开到坦渡村,然而,这里还不是我的目的地,我要去的是那个自然村落,离这里还有三四里。那里有两个村民小组,住着五六百村民。去那里,其实也有路,河岸上的一条土埂,顺着坦渡河岸向着迷濛的雨水深处延伸着,延伸到一个你看不见的尽头。是的,那里,才是中国真正的农村,最普通的农村。六亿多中国农民,就生活在这样的自然村落里。

这种雨中的土埂,那种行走的艰难不需要描述。而在这条土路边上,就是一望无边的畈田。此时,田野里还是一片空旷,但可以看见农人的忙碌的渺茫的身影。渺茫的感觉,只因为我离他们还太远。天气还很冷,很多农人都穿着雨衣,正在田间清沟沥水,这是在为水稻春耕做准备。看来,这里现在还是以种双季稻为主,不然,农民不会这么早下田。如果种两季,早稻浸种育秧就该开始了。

作为农民的儿子,我对农时和农活的安排大约还是知道一点的。

我在很深的泥泞里走着时,也有农人挑着担子从几里外的村落那边过来,影影绰绰,遥远的感觉,就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那种重复的感叹,又一次袭来,这么沉这么重的日子,怎么样的肩膀才能担当啊。等他们走近了,才发现,他们正在往田头送粪。这个季节,正是送肥的季节。“立春天渐暖,雨水送肥忙。”我父亲念叨过的这些农谚,我还记得。我知道,他们把这些粪挑到了田头,还不能直接撒到田里,先要沤。沤肥的方式,是把收拾来的猪粪、牛粪堆积在田头上,用稀泥巴严严实实地糊住,不让它透气,这样就能沤出好肥料。不过,这样一点肥料,是无法撒遍他们所有的田地的,主要还是靠化肥。而城里人,想要吃到他们用土杂肥种出来的粮食,恐怕,很难。除非,用这些土杂肥种出来的粮食要比用化肥种出来的粮食卖出高几倍的价钱,这些农民才会把这种货真价实的绿色食品卖给你。然而,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怀疑的时代,一个正处于社会信任解体中的时代,你相信这些农民高价卖给你的粮食是用土杂肥种出来的粮食吗?你愿意多花几倍的价钱去买他们的粮食吗?

这只是我的疑问,而农民很干脆,他们用土杂肥种粮,不卖,都是给自家吃的!

说这话的农民,也是我找到的第一个农民,李国庆。这是个年近花甲的老农,在城里该是退休享清福的岁数了,但在农村里,他还是壮劳力,还当着村民组长。一般说,一个村民小组就是早先的一个生产队,一个自然村落,不算小,也有几百人。李国庆那个自然村落,叫街埠潭。一听,就是一个挺古老的名字,早先该是一个渡口,可能还有街道。当然,这只是我望文生义的猜测。这也是我很难改掉的一个毛病。这老汉关心的不是以前,不是什么渡口什么街道,他关心的是这条路。他一边用树枝扒拉着雨靴上黏糊糊的泥巴,一边喘着粗气说,这路啊,太难走了!

我们的话题,就是从这条路说起的。你想绕开也绕不开。

很多没有深入过农村的人,都这样问过我,现在不是村村通公路了吗?

没错,是通了。三十多年来,一条条路修得离农民越来越近了。这是谁都看在眼里的事实。但这里说的村,一般都指行政村,也就是学校、卫生所、村委会和一些商铺比较集中的地方,叫村街也行。从农村走向城里的路是越来越宽了,但从城里到农村的路,是越来越窄。这也是合理的。一条大道,从高速公路、国道走到省道、地区公路,走到县里时,从县城通到乡镇,便是八米宽的县级公路,再走,从乡镇通向各个行政村的路,只剩下了四米宽的乡级公路。然后,就真正到了尽头了。而每个行政村,都有十多个自然村落,这才是种田的农民住的地方。他们从村落到村街远的有七八里,近的也有三四里。这也是中国交通网或公路网最大的空白。六七亿中国农民没有路走,他们出出进进,都走在我现在走的这种多少代人靠脚板走出来的土路上,大多只有两米来宽。

如果说中国粮食之路、农业之路的瓶颈在哪里,我劝你别听那些什么理论家和专家扯淡,瓶颈就是农民李国庆走的这条路。这就是最狭窄的一道瓶颈。只要这条瓶颈能够突破,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才有出路。

有些专家谆谆告诫农民,你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搞机械化啊!

我不是专家,我也这样说。李国庆一听就笑了,一脸苦笑,不错,现在国家的政策确实好啊,你买机器他给你补钱,你说,这条路拖板车都窄了,就算买了机器怎么开过来?

这让我明白了一个常识,不管你是谁,谁也没有资格对人间的苦难做一次悲悯的俯瞰。你应该从高高在上的云端顺着一条泥泞的土路,走到农民的田里来亲眼看看。你看了之后,才有资格告诫农民为什么?怎么办?

没有机耕道,农机进不来,你想搞农业机械化就搞不了。这是现实。我发现,这土路上,没有车辙,也根本不可能有车辙,但那沉重的牛蹄印却很清晰。这就是说,这里的农人,包括李国庆,大多还是靠着原始的牛耕方式种田。李国庆说,村里也有人买了一些小型的耕种机械,一个轮子,一台小柴油机,要靠人推着,慢慢地耕。“这样的机器,比牛快不了多少,费劲,还没有牛好使。”他不停摇着头,又说,“咱们现在挑几担肥下地,还不算什么,你没看到,最苦的是我们割了稻子,只能一捆一捆往村子里扛,谁家稻子打得越多,越是累人!”有谁相信,这就是一个农人面对丰收的真实感受,更多的不是喜悦,而是难言的苦累。这也是三十年来中国农民心态的一个重要变化。三十多年前,农民只愿多打粮食,一年上头、一架老少都能吃饱肚子,谁也不会把粮食多了当作心理负担,然而,那时你想多打也打不了多少。现在呢,他们当然也希望多打粮食,但心理因素却比原来复杂了,他们也开始考虑到了劳动的强度,还有种粮合不合算的问题。这种农民心理的微妙变化,又何尝不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还有一点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像李国庆这样一代农民,大都是在共和国时代出生,也大多是读过书的人,再也不是他们上辈那种没有文化的农民。这让他们的见识、眼光和思维方式都远胜于他们的上一辈,方方面面,考虑起来,也比上一辈农民复杂。

在坦渡村,李国庆是第一批万元户。不靠别的,一靠大包干,二靠种粮。给自己干活,再苦再累,心里也乐呵。种粮呢,那时的粮价比现在便宜,但钱比现在值钱,他家里第一个在村里盖起大瓦房,就是靠种粮,明三暗五、红砖到顶的一座瓦房,在那时不知有多气派,羡煞了多少人的眼珠子,还不到五千块钱,就盖起来了。可现在,这房子,以及几十年前村里盖起了许多大瓦房,明显地老了。还有啥看头哩?他都没有勇气让我进门了,却把我领进了一座刚刚建起的新楼房,两层,设计得像城里人的套间,屋里,卫生间里,厨房里,都贴着地砖、瓷砖。我在心里暗自惊叹,这个农民,真是与时俱进啊,他这房子,在村里还是数一数二的。但他告诉我,这房子不是他的,是他大儿子分家后盖起来的。

我问他儿子呢?如果能够见见更年轻的一代农民,也好啊。

他又笑了,说,“你以为种田能盖起这个楼房啊?都是老大打工挣来的!”

他告诉我,他大儿子、大媳妇大年初三就赶到东莞打工去了,要能赶在正月初四前上工,老板就给你赏你一个红包,那两个没良心的为了得到老板那两红包,都急急忙忙赶过去了,只把孙子留在了家里。除了老大两口子,李国庆还有两个儿子,也都在东莞打工。这家里就只有老两口留守在村里,带着几个孙子,喂猪,养鸡,还种了十四亩田,其中十亩双季稻,这在村里还算多的。他自己有一个小机械,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主要是耕田用。说到农活,累是肯定的,但比毛主席那时还是轻松多了,不搞密植,更不划秧田格子,省下了许多手脚。秧呢,是插,还算撒,就看你自己了。不过,他还是插秧,粮食产量比撒秧高一些,但也高不到哪里去。你撒秧,十亩田一天就搞完了,插秧,就得四五天。不过,你要算劳力的价钱,还是撒秧合算,现在请劳力一天最少也得七十块钱,你省下了工,也可以被别人请去当劳力,一天七十块,人家还管你一顿中伙,有肉,有酒,值。

说到一年的收成,李国庆老两口,十亩水稻,早晚两季,起早贪黑,把国家的直补也算进去,也就能搞五千多块钱,还有四亩地种经济作物,油菜肯定是要种的,别的就看什么赚钱了,什么赚钱种什么,看行情。船小好调头,但毕竟也是小打小闹,四亩地也搞不到几个钱,总而言之,一年的田土收入,七七八八加起来,能搞七千多块钱。加上养猪、养鸡,凑合着,能搞到八千块钱。这就是两个勤劳的农民通过十四亩田地创造的全年总收入,他坦渡村,这个收入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再看,十亩田能打多少斤粮食?李国庆说,早稻一亩搞到八百斤不成问题了,晚稻九百斤,这还要种子好,一年亩产能搞到一千七百多斤干谷,这在全国都是高产,十亩水稻,能打一万七千多斤粮食,这也就是说,这么多粮食,能够养活他们一大家人,老两口,三个儿子和儿媳,还有四个孙子,一年留够七千斤粮食足够了,吃不了那么多,还有一万斤粮食,不管价钱好坏,总是要卖的,粮食不能放久了,你在家里放一年,人家就说你是陈化粮。这也就是说,他们家里每年除了满足自己的口粮之外,还有一万斤余量转化为商品粮。这些粮食至少可以养活二十人左右。

我们在这里算了一笔很简单的帐,算得很仔细,而我们涉及的确是一个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问题。目前,谁在养活中国人?依然还是李国庆种普通又普通的农民,是他们以廉价的方式,出卖了他们的余粮,在养活着中国。到今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预计逼近一万亿斤,而这些粮食逐年的稳定增产,百分之九十还是靠这些一家一户的、以小农经济、口粮经济的方式生产出来的粮食作为最基本的支撑。

而令人倍感忧虑的,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来,这样的口粮经济模式,始终没建立起一套商品化生产机制,没有一支专业生产商品粮的队伍。在这种非市场效益导向的现象背后,除了国家扶持政策因素外,对种粮本身,农民已经失去了在大包干刚开始那几年的巨大能量释放,缺少了种粮的激情。尽管,在近几年国家各项惠农政策措施下,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和不断增加粮食直补,对农民种粮又起到进一步稳定作用,这使得粮食种植在低效益中得以坚持。中国粮食生产维持了稳定,但这种稳定之下却隐含着一种危机:大多数农民种粮的目的仅为解决口粮问题,而不是增收。这种低层次的“口粮农业”经营目标,使得粮食产能潜力得不到更充分的发挥,不利于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系数。现在的农民几乎都是以一种有点勉强还有点无奈的方式种着粮食。如果一旦他们发现有比种粮更赚钱的东西可以种,或者说他们找到了比种田种地更发财的门路,哪怕像李国庆这样种了一辈子田的农民,也会毫不犹豫地抛下他们的田地。

李国庆的确是最勤劳的农民之一。现在,在南方稻区,在洞庭湖流域的一些粮食主产区,都有大批农户将双季稻改为单季稻,其中浏阳一个县在两三年里双改单就达到二十多万亩。中国农业最传统的精耕细作的方式,也正在被“种懒汉田”和“广种薄收”的方式逐渐取代。比如说,我们刚才探讨过的是插秧好,还是撒秧好,只有像李国庆这样经验丰富的农民才最有发言权。他说,要想产量高,还是育小苗,移栽,不但增产,还能抵抗恶劣天气和病虫害;要想省力,省成本,那就撒秧,但撒秧不保险,遇上长时间的阴雨天气,就会烂秧。一旦烂了秧苗,就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你想补栽,也补不了了,错过了农时。如果稻谷比劳动力值钱,谁也不会撒秧;反之,如果劳动力比稻谷值钱,谁也不会插秧。这也就是我所说,现在的农民和以前的农民已经很不一样了。谈到这里,李国庆还跟我谈到了一个农药问题,他说,现在的农药都是快杀,残留期短,这是从吃粮人的角度考虑的,也是不到不考虑的,但这对于农民,却一下加重了很大的劳动量。这种快杀,一两天就不管用了,在病虫害严重,农民又不得不反复大农药来延长保持抵御病虫害的药效。你从一次打药来看,似乎可以让人吃上放心粮了,你从一季来看,残留农药未必就比以前少,真是劳民伤财却没有实际效果。中国农业生产的复杂,于此可见一斑。这决不是一些聪明的专家学者想当然就能迎刃而解的。难啊!李国庆一边抽烟,一边不停地叹气。

我们的话题,从种粮不赚钱,又不知不觉转到了他到外面打工的三个儿子身上。农民外出务工赚钱吗?李国庆伸手一指,说,这村里盖起了楼房的,全是有子女在外边打工的,那些还住在三十年前的老房子里的,都是还在种田的人。以前,他们都是村里最富的,现在都是村里最穷的。“一人打工收入比全家务农收入高出两倍!”老农的话音不高,但却很有份量。我立刻就感觉到了这种份量,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那么,这些放弃了种粮而选择打工农民一年到底能搞到多少钱?李国庆说,他大儿子俩口在一家成衣厂打工,打工也要看年景,年景好,一年儿子可以搞到两万多块钱,媳妇能搞到一万多块钱,也就三万多收入。我说,这个收入不高啊!但仔细一想,这样的收入的确比他们全家务农的收入要高出几倍。比例高,收入不高,只能说明务农的收入更低。李国庆又笑了,说,以前就更低了,今年呢,难说,经济危机,听说对那里的厂子冲击得很厉害。他家老二、老三去年冬天就提前放假回来了,过完年又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事做。难啊,打工也难啊!

说到他另外两个儿子,李国庆开始连声叹气。这两小子,同老大比,差远了,主要是没有手艺,老大在成衣厂,算是技术工人了,老二呢,打了七八年工,只搞了自己的嘴巴,去是一个光人,回来还是个光人。混了这么多年,年岁也不小了,眼看着混不下去了,才去学了个厨师,谁知又遇到了经济危机。要说最苦的还是老三,十四就出门去打工,那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小打工仔开始是给那里的农民在山上栽果树,白天栽树,夜里就睡在坟洞子里,在坟洞子里睡了三年,开始,工资低,每个月挣一百八十块钱,可老三懂事,这么点工资,每个月还要寄回一百多块钱,让父母亲给他攒下来,以后盖房子,娶媳妇……李国庆说着,又点燃了一支烟,这次没笑,他拿着烟的手颤抖起来。他再也说不下去。但他不流泪,只死命地抽烟。他大口大口吐出来的烟雾,被风吹过来,却呛出了我的眼泪。

我索性站起来,把这崭新的房子,楼上楼下看了一遍,这房子还真有看头,可一个青年农民和他的妻子,在东莞打了十年工,就挣下了这座小楼,在乡下,也就值十几万吧,真不容易。而且,我发现,这房子还只粗糙地粉刷了一遍,木板门上还没有上油漆,几个大窗户,大概是准备装铝合金玻璃窗的,也还空洞洞的,用薄膜钉着。风雨吹打在薄膜上,更觉寒意袭人。我都冷得腿肚子打颤了。赶紧下楼,看见李国庆抱来了一堆柴禾,还有一个大树蔸,弯着腰、撅着屁股在那儿生火。一个农人挑担子送肥不觉得冷,在这房间里呆久了,也感觉冷了。柴火点燃了,他又点燃了一炷香,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插到了神主牌位上。那是堂屋的正中间,从前挂毛主席像的地方,现在安置了佛龛,供奉的是赵公元帅,这是中国人的正财神。点燃的香烛青烟袅袅。这个古老的国度也许不需要信仰,但却从来都不缺少崇拜的偶像。而这种崇拜的方式,恰好又证明了那句话,三中全会之前农民想的是怎么让自己的肚子鼓起来,三中全会之后农民想的是怎么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而三十年的历史似乎也验证了一个简单的真理,让农民发家致富远比让农民吃饱肚子难。

现在,很多农民早已觉悟到了,这种一家一户的单干,是不可能让他们发财的,三十年了,要发财早就发了。但也千万不要相信某些根本不了解农民的人一厢情愿的说法,说什么现在的农民又想走原来那种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了,甚至还以此来为大跃进、人民公社讨个说法,这种人,说实在的,我见得多了,在中国,还真不少,他们认为现在的农民不好管,只有组织起来的才好管。对这个问题,李国庆一说起来就有气,在他看来,现在很多干部,不单会吃吃喝喝,而且为了吹嘘自己的政绩,还在搞刮浮夸风,原来浮夸单干怎么好,现在又浮夸搞大集体怎么好,他们想用现在农村的一些问题来诋毁这些年的大包干。李国庆是个农民,但非常清醒,他非常激动地说:“那是条死路,走不得!要不是邓小平,要不是搞大包干,今天能够吃饱了肚子?喝西北风吧!”

李国庆说,如果有人想把那条死路当作农民的出路,那最好的方式,还是维持这样一家一户搞单干,这是没有出路的出路!

这个农人的直截和干脆,让我又兀自一惊。

 

冷雨敲窗,令人无端伤感。一盆炉火,也无法驱散心中的寒意。

一个农民沉默着。一个农民的儿子沉思着。那么,在坦渡这种没有出路的现实中,又有什么样的路可以让农民致富呢?

就在坦渡村,有一个叫李宗阶的农民,正在左冲右突地想要闯出一条靠种粮致富的路。

李宗阶并不是坦渡村人,他老家在黄盖湖边上,原来就是个承包大户,承包的是湖荒地,但那里经常遭水灾,每次大水一冲,一切便荡然无存。后来,他看到坦渡有不少土地撂荒,便到这里来承包土地,现在,他已是坦渡村是一个种粮大户,他以每亩一百一十元的价格承包了一百六十亩土地,农忙时请劳力,平时就是靠两口子。应该说,他已经很自觉地在向以“商品农业”为目标的规模化经营进发。然而,算起来,他种粮的成本,比一般的农户要高,一是每亩多出来的承包费,二是国家对于农民的补助不是直接补给田亩,二是按农民承包的土地补给农民,他也就享受不到这项国家的惠农政策。但由于他是大面积的种粮,还是让他成了坦渡村靠种粮发家的第一富人。每年早晚两季,收获粮食二十多万斤,每年能搞到十五六万元的毛利,他可以领到国家对粮食的直补,但现在种子、农药、化肥、劳力的涨价幅度远远超过国家的补助,这样,他每年的纯收入能搞到五万元左右。靠种粮,这样的收入很不错了。但他不是年年都种粮,而是采取轮作的方式,种一年水稻,又种一年湘莲;或者,他上半年把地租给人家种半年西瓜,等到西瓜上市了,田腾出来了,恰好可以赶上种一季晚稻。作为商品粮,晚稻更好卖,产量也更高。这是个很聪明的农人,很懂得种粮和商业运作的技巧,他不光用手种粮,还在用脑子种粮。可他对种粮有信心吗?实话说,我来坦渡的初衷,就是来找他,但不巧的是,他去了广东,去干嘛?与粮食无关,他把他的两个儿子都送到广东打工去了。这给我们透露了一个多么真实的信息,作为一个种粮大户,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让自己的儿子延续自己的事业,而是断然割断了他们与粮食的联系,两个儿子,他一个都不想留下来给自己当帮手,更不想让他们来接自己的班。

这,不是一个种粮大户不可思议,而是很多与粮食有关的问题不可思议。

让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种粮大户失去信心的原因也许很多,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无疑是种粮的收入与极大的付出太不对称,这让他觉得种粮没有前途。而他必须直接面对的,还是这条路,让他想投入扩大再生产也无法扩大,以他每年种粮五万元的纯收入,他一辈子也修不起一条路。尽管处在这样一道难以逾越的瓶颈之中,但他还是坦渡机械化最高的粮农,耕地和收割都用机械,机械化率大约在百分之十左右。还有一个原因,也是让他没有信心大规模投入的,那就是,一些农民可以让良田撂荒,但真正有谁来承包时,一下就开始漫天要价,他也明知种粮很难赚钱,但人家来租种他的田,好像不是来种稻子,而是来种金子。这又是以个人的方式进行规模化经营的一道瓶颈。如果真的路修通了,可以搞大规模经营的现代化大农业了,像李宗阶这样一个很有眼光的农民,他投入的积极性、管理的精细化程度、机械利用率的程度,我们都可以乐观地期待,但怎样把这些分散经营土地连成片、把这些地块间的堑沟彻底铲除,可能还是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这也不是一个聪明的粮农就能解决的。而我们要揭示的问题也变得非常简单,什么时候能够修通一条机械化的道路,什么时候能够铲平土地上的这些有着鲜明小农经济特征的堑沟,中国的农业,就能从现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口粮经济模式走向现代化大农业。

而在中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最简单事也是最难办的事,我们依然还没有进入探讨真理的时代,而是处在一个认知常识的时代。而我也为坦渡这么大的一片平畴而深感惋惜,这样的畈哩,这整片整片的大田,多好搞农业机械化啊,搞现代化的大农业啊,没有路,一切都是白搭。在历史进入了新世纪之后,目前,世界上的许多发达国家农业已经是全程机械化,以北大荒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但在南方水稻产区,目前的机械化栽植水平才到达11.2%。这也强烈地突显出我国目前水稻的机械化作业水平还非常之低,农民仍未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李国庆说,现在农民担心的是田没人种,如果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种粮基本上不需要青壮年劳动力,有机械的帮助,老人和妇女就能完成整个粮食种植收获,青壮年劳动力可以腾出时间外出打工,而打工的收入,又让农民能够负担得起农机作业费用。当然,如果国家能够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集中在大忙季节,让农民工可以放几天假,然他们回家里来帮帮忙,那就再好不过了。农民休了农忙假,也可以在其它节假日去补上休假时间。这都是不难做到的,但又不是哪个老板的事,这是国家应该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悉心地为农民作想的,不能不说,许多年来,我们这个国家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而很多该管的又没有管。

现在,很多农村都在探索农业规模化经营模式。

我不是学者,也不是专家。但我可以诚实地呈现出我看到的现实。

这些年,包括在离开坦渡之后接下来的数月里,确切说,在我开始对坦渡进行叙述时,我已经跑过不少著名的农村,如北京的韩河村,他们的富裕,是因为地处北京郊区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安徽的小岗村,他们有来自各级党和政府特别眷顾的独特优势;又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也无一不具有地理或资源优势。这些农村都是典型,非常典型,但诚实地说,这些典型并没有多少普适性的推广价值。

我也跑过无数普通的农村,譬如说坦渡村,这才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现实。

给我感触最深刻的是北大荒。为什么北大荒的农民那么富裕?为什么他们的生活质量那么高?我说过,这一方面是因为北大荒的“大”带来的变化,但“大”也难免大也有大的难处。是的,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也是今天的北大荒和以前的北大荒最大的区别。昔日的北大荒,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大一统,个人没有任何自主权,现在的北大荒,完全按市场方式运作,在内部管理上,以尊重职工的主体性来调动生产的积极性,这个问题,北大荒已经解决了,从1978年开始,北大荒垦区采取以大化小的方式,先后兴办了二十多万个家庭农场,几十年习惯于国家出钱、农场种地、向国家交粮的国家正式职工转变为自己出钱种地的家庭农场主。他们在自己的责任田上勤劳地耕种,快乐地收获,享有属于作为人的充分的自主和自由。

然而,当你深入到北大荒,你就会发现许多让你莫名惊诧的事实:在改革上同时起步的北大荒和北大荒周边的普通农村,在三十年后,几乎成了同一个太阳照耀的两个世界。在同样的黑土地上,那些最漂亮的房子、最优美的风景、最现代化的农业机械、最大的丰收,只属于北大荒。而那些普通的农村,依然是夫妻下地、锄头锄地、日出而作——中午蹲在地头在风沙中吃饭——日落而息的家庭式小农经济。同样是种田人,一边是窗明几净的花园社区,一边是尘土飞扬的自然村落,一边是小桥流水、音乐喷泉和芳香四溢的生活,一边是垃圾散发出的腐臭味道、成群地飞舞的苍蝇和污染的水流,一边是舒畅的林荫道,一边是坑坑洼洼的灰土路。这就是农垦新城和普通农村的区别,它们相隔那么近,却像隔着两重天。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难道国家对农垦企业有什么特别扶持吗?没有,农场人说没有,农村人也说没有,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都被同样的太阳照着,也种着同样的土地,一样的勤劳,可为什么就有天壤之别呢?

这是我一直在思索的。身为一个农民的儿子,面对这倾斜的土地,我心里有一种本能的悸痛。我看到的又何止只是这些。这些如一盘散沙的自然村落,上有层层叠叠的行政机构管着,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行政资源;还有让农民的子女就近入学的学校,一个老师教几个孩子,办学条件差,教学质量差,然而很多这样的学校加在一起,就浪费了大量的教育资源。而这样的自然村落,由于缺少规划,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规划,对土地资源的浪费惊人。三十年了,中国的农民,怎么说呢,他们过着温饱的日子,但他们依然过着并不美好的生活。在北大荒一些自然村落里,我甚至还看见了已经很少看见的土坯茅草房。也有不少有了钱的农民盖起了楼房,可惜了,他们的血汗钱简直是白白浪费了,那楼房的样式特别难看,又没有规划,东一栋,西一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这样的一座楼房,又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吗?

越是深入到这样的自然村落,越是让我一种急迫感,他们的路,在哪里?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少人对于城镇化的一个认知误区,以为城镇化必然会占用耕地,事实上,恰恰相反,占用耕地、浪费耕地最多的就是那些自然村落,打个比喻,一个几百人的自然村落,如果通过规划,一个小高层就可以让他们住得舒舒服服,而这个小高层所占用的土地,也许只是他们一块禾场的土地。换句话说,如果把这个村落进行城镇化规划和改造,足以建起一个可让上万人舒舒服服居住的园林式社区。

这只是我的一点感受,但是真切感受,或许能给有关决策者提供一点参考。但我深信,这决不是幻想,它至少是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大农业的一条可能的现实出路。

现在,除了农场经营、大户承包以及龙头企业包地经营外,各地通过土地流转、组织合作社等方式,在不改变我国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也探索了很多规模集约化经营模式。譬如说,黑龙江省一些地区采用了由村集体与农户相联合,将农户分散经营的土地集中起来,采取统种统管,将土地连片进行规模经营。对划定区域内种植意向不同的个别农户,由村集体协调进行耕地置换。粮食种植的整地、施肥、播种、打药、中耕、收获等生产环节全部实现统一,年终按各家耕地面积的比例进行分红。这实际上也是今天的小岗模式。但这种模式并非现代化大农业的模式,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普及过的农业初级社模式。从集约的意义上讲,规模还太小,从操作的过程中,又存在着非常大的体制风险,很容易让一些村干部由于权力的过大而重新成为称霸一方的土皇帝。这并非农民的担心,在一些地方,这已经是事实。如果要规避这种风险,那就必须让村民在自治的范围内拥有真正的权利和民主素质,还必须排除超越于村民委员会之上的任何组织和力量。而这,众所周知,中国农村目前还根本不可能做到。

还有一种是由粮食合作社或协会组织运作的模式,如很多专家都援以为例的,山东省宁阳县成立粮食与饲料生产合作社,合作社成员包括种植户、养殖户、个体加工户,以及县乡与种粮相关的事业部门,还有一些农业龙头企业加入。合作社实行统一采购农资、统一技术服务、统一订单销售等政策。由于多种经营主体和要素的参与,改变了农民生产经营势单力薄的局面,技术、资金、信息、农资、销售等多项服务有了保证,实现在分散基础上的相对集约经营。这种模式比较松散,这也考验着,它的执行力是否可能把自己的核心意图实施到位?但这对农民的危险性不大,因为它和农民更多是一种契约式的合作,而不是体制性的合作。

此外,还有一种以农机合作社为依托的托管代种模式。这种模式在黑龙江也比较多见,例如,黑龙江省海伦市东林乡东方红村农机作业合作社,以原农机队为依托,把国家拨给村里价值一百万元的农机按土地总数进行折算,一亩土地算作一股,农户拿土地入股参加合作社。在生产中,合作社打破了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坚持统一整地、统一购进化肥等生产资料、统一耕种、统一田管、统一收获、统一销售、按股分红的“六统一分”管理制度。合作社把耕作中各种生产资料的投资计入成本,秋后卖粮一并扣除,收益部分按股分红。这种模式更适合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推广,但对于坦渡这种南方水稻产区的普通农村,在一条出路没有打开之前,还是遥远的梦境。

而我觉得最好的模式,中国农民最现实的出路,还是北大荒模式。

如果,——我这样设想,中国广大农村真的能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走向现代化的大农业,又不想走欧美式的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农场主经营模式,北大荒,今天的北大荒,也许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可推广模式,通过对现有的过于分散的乡镇和村落能够因地制宜地进行整合,组成一个个三到五万人左右的区域经济联合体,把农民从更分散的自然村落里集中经过合理规划的中心集镇里居住,以兴办企业的方式就地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把成片的土地按照北大荒农垦模式承包给家庭农场主耕种,农民以土地入股,既保留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又在加盟农户的监督下,通过严格的民主程序,赋予一个大中型的现代农业联合体以科学决策的能力,又有集中起来办大事的实力,这不但能够从子女教育、基本医疗、人居环境、文化配置等各方面改变农民的生活质量,还可以节约大量行政运作成本。现在,一个乡镇每年的行政运作成本,几套人马,加上七站八所,几百号人吃皇粮,如果把这样的成本直接投入在农业机械化上,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大农业的进程必然会大大加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忠法指出,我国正处在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已经到了规模效益时代。时代呼唤实行规模经营,发挥规模效益。尤其是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手段,包括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标准化、水利化的应用呼唤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还有很多有良知的专家也认为,要在不改变我国基本土地制度的前提下推进规模经营,需要进行机制体制创新。如在传统的公司加农户体制基础上,鼓励龙头企业建立直属农场;或者建立合作社组织,让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民由参与生产变为直接参与分配。再比如,在推进农村社会保障过程中,可以将社会保障与口粮保障相结合,将政府财政、保险、企业承包农民土地补偿综合运用,由政府建立口粮担保机制。

而北大荒模式,正好是这也一个既具有典型意义又有普适性的模式。

而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引导和政策上的调整,是为农民和农业的这种转型服务,而绝对不是去干预。这也是中央为什么高度重视、再三强调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性的要害所在,命脉所在。

 

我们正围着火炉烤火,抽烟,又来了两个农民,一个是另一个村民小组的组长余建平,看模样,年岁跟李国庆差不多。还有个四十左右的汉子,像农民,又不完全像农民,我估计是个村干部。一问,果然是,他正是坦渡村党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刘国平,但农民还是习惯叫他村长,叫起来顺口。

余建平说到他们那个村——自然村,比街埠潭这边的情况差,那里人平两亩田,没有地。前边我已说到,这里的农民把田地分得很清楚,田,特指水稻田,地,是旱地。老余家四口人,八亩田,没有地。两个儿子,一个打工,一个还在念高中。一家人的吃饭,收入,除了儿子打工补贴一点,全靠这八亩地。饿不了,也发不了财。但这个农民说到现在的口粮经济时,突然蹦出来一句话:一滴露水养活一蔸草!这话让我怦然心动,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口粮经济的现状,特别形象生动。我觉得,有了农民的这句话,那些专家们关于口粮经济的连篇累牍的论述,可以休矣!

刘国平则说了村里的一些基本情况,全村1080人,田地2195亩。这些数字他倒背如流。现在村里的一切开支,一是每个农民一年缴十五块钱的村提留,再就是催收农民往年的积欠,这样才能勉勉强强维持村里的行政开支,再就是干点小事,譬如搞点机埠维修。要办别的事,那就只能开村民代表会,一事一议。说着说着,又说到了这条路上。他说,要让全村人集资出钱修这条路,根本不可能,这条路并不贯穿整个村里,受益的只有几个组。这几个组的老乡也不是没有想过,联合起来修一条路,可粗略一估算,每家要出上万数的钱,没有几家人能够拿出这样一笔钱。现在村里、组里基本上没有集体经济,农民给自己修路,谁都愿意出力,但钱,就只能靠政府了。可现在一般乡政府、县政府的境况,很多人也都知道,大都是“吃饭财政”,干部太多了,越是精简,越多,这是农民搞不懂的事。一个县,一个乡,能按月给越来越多的吃皇粮的发工资就谢天谢地了。再往上,也好不到哪里去,现在,谁的眼睛都盯着国家。但国家能够拿出这么多钱来给农民修路吗?

除了国家,再就是巴望着村里能够出个发了大财的老板,或者出个大官,有的村能够把一条路修到家门口,就靠这些大官大老板。修了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给他们树碑,让子子孙孙记住他们的大恩大德。只要你愿意出钱。可这些人,毕竟是极少数。要说坦渡这个地方,早先也出了两个大人物,一个是贺国光,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大将,早死在台湾了;一个是胡长青,当到了国民军第五兵团中将司令,但解放时就在西康兵败自杀了,后追赠上将。还别说,坦渡人还真是钻山打洞般找到了胡长青在台湾的家人,那边也寄了一些钱过来,但不是给故乡的父老乡亲修路,而是给胡长青在老家修了一座纪念亭。

为了给自己找到一条出路,坦渡人真是病急乱投医,什么办法都想到了,而在他们苦苦地寻找一条出路时,当他们开始把希望转向另一个方向时,是否也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告别时,这些淳朴的农民又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希望我能给他们找到一条出路,甚至是一丝希望。我知道我的力量有多么微弱,但面对他们如此沉重的托付,我只能作出我渺茫而又庄严的承诺,如果能碰到一个什么熟人,恰好又有这样的权力,我将恳求他们,把眼睛朝下面看看,修一条并不太长的路,对于依然贫穷的农民是难以重负的开支,但对于那些热衷于出国考察的县长、县委书记们,也许只是一个考察团的路费。

只要一条四米宽的水泥路,就可以运走中国农民几千年的沉重。

中国最广大的农村,若要真想走向现代化的大农业,不是去看那些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的现代化大农场,那里离我们还太遥远,而离我们最近的,——就从修一条离农民、离土地最近的路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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