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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简介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简称当代作协,是由世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主管的全球华语作家、文学理论工作者、文学编辑工作者和文学组织工作者自愿结合的专业性文学社团,是联合全球各国华语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是全球华语作家组织的高端组织,其工作宗旨是:加强全球华语文学理论工作者、企业儒商、策划精英、各行业文职人员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国际交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为弘扬中华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全球华语作家举办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组织文学评奖,对优秀的创作成员和创作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进行文学理论研究,开展健康文明的文学评论和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发现和培养世界华语文学创作、评论、编辑、翻译的新生力量推进中外文学交流,代表中国当代作家参加国际文学活动。反映当代作家的意见和要求,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简称全国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选举产生协会理事会。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协会理事会负责执行会员代表大会和常务理事会的决议。秘书处为中国当代作协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协会的日常工作和根据需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及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由理事会推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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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作家内设办公厅、人力资源部、组织联络部、文学创作中心等职能部门,主席团、理事会、顾问团、创作联络部、发展战略部、创作影视部。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报刊网有: 中国名家杂志、中国文艺新闻报、中国经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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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想象
 发表日期: 2009/9/25 16:20:00   来  源: 世界文艺  作  者: 刘恪  

他者的想象

 

刘恪

 

 

  湘军五少将中于怀岸的生存状态最是让人担忧的,他生长在湘西农村,许多年来一直在广东打工。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他的作品在湖南乃至全国,甚至在同类作家中一直都受到忽略。我曾询问过一些作者与编辑,一方面认为他的作品仅捕捉了生活现象。另一方面认为他的作品在艺术质量上粗糙。从我推举他的作品开始到今天已经五年了,注意他创作发展轨迹,一直认为他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今天我想就他的主要作品作一些阐释,或许能澄清人们的一些误解。同时也想探索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性。或者说,文学是有一种怎样的复杂性。

 

夜的门  从另一方向打开

 

于怀岸有两个非常精到的小说:《白夜》、《你该不该杀》。两篇均发表在《芙蓉》。后者是我编发的,并推荐给选刊,居然没有选用。于怀岸的所有作品都是一种底层叙事。这种底层与我们文坛流行说的底层不一样,文坛的什么底层、草根是指一个大众生活层面的概念。我说的底层是一个被主流社会他者化了的被压制阶层,在历史中没有发出声音的,未被记录的,在底层挣扎着与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相对抗,未被污染而保留了真正原生态生活情状的真实记忆。底层一词来自葛兰西,发展为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这实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热衷最有力量的一个研究领域。马克思、汤普森、斯皮瓦克均有相当深刻的论述。

小说《白夜》是一个让主流批评家无法开口言说的作品。因为一切主流的规范话语在这里都失效了。这个小说写的是黄鳝、臭鱼、泥鳅从未成年到成年间的三个少年。准确地说是三个少年在猫庄偷鸡摸狗的历史。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的行为、话语方式,用主流价值观作标准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地方。你也找不到文本有什么象征隐喻的地方。白夜,小青雪的环境也几近写实。于是我们会问,这样的文本有什么意义?这三个少年是害群之马,死了活该。还可能生出两句经典语言: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追问作者为什么要写它?难道仅是少年时欲望的一种发泄,一种恶作剧?他们这是反抗吗?如果是反抗,他们反抗的是什么?这确实让人无法捉摸。其实作者用心良苦,隐在的线索是他们共同承认:猫庄是我们的江湖。把一个主流社会的基础结构江湖化,而且他们三人还是江湖中的邪派,被正统所不齿的那种。他们通过自创的江湖邪派,构成对主体的反抗。因其是底层,他们能干的是钓鱼,钓鸡。注意细节是钓自己家的鸡。黄鳝在黄鳝娘的眼皮底下把那唯一的麻鸡婆钓出来,三人分而食之。然后是钓鸭,干掉小白狗。在底层他们没有可称之为伟大的事可干,作恶是他们调侃生活的唯一策略。这里暗藏了一种社会情状:社会要么好,要么坏,就是不能太平庸。他们要让村庄热闹起来,他们喜欢村里人长街之上的詈骂,他们敢向最高权威挑战,泥鳅用菜刀把村支书赵成的肠子捅漏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同猫庄最隐秘的黑力量三只手作对,这个三只手不仅是一个与主体对抗的恶,他还是江湖中的异己力量。用明白的话说,是恶与恶的抗衡。那么作者写这么三个近似于烂掉的少年作恶有何意义呢?首先注意这是几个成长中的少年,他们成长的是什么?是少年的狂热、焦躁、邪恶。他们生长着,生长着性,生长着他们的价值观。我们从三个少年的名字可以看出,他们是低贱的被食用的动物名:黄鳝(类似蛇)、泥鳅(生于烂泥之中)、臭鱼(腐烂的结果)三个人名与三个人行事是一致的,让人五官感觉上有一种卑劣、肮脏、恶心的不舒服。小说表现的三少年具有典型的身体性,全部精神关注的是吃,吃的是农民所喂养的维护家庭生计的东西。他们有一个独特吃喝玩乐的江湖世界。被他们自己所视为自由的世界。除了成长性以外,这三个人所代表的猫庄江湖又是结构性的,他们构成猫庄一个自足历史,一个他们自称无限生机和活力的热能给死寂的猫庄带来饱满的生存感。泥鳅出道最早,用菜刀砍开支书赵成肚子,有了江湖声名,争来了根据地:废旧仓库。黄鳝从中学里逃出来投奔了江湖。臭鱼因有一手厨艺而进入江湖。三个人构成江湖最后的战争是与恶势力的三只手的战争。猫庄的江湖全景式被淋漓尽致地展现。我们要问这个江湖最本质的是什么?是生存的饥饿。少年成长中的饥饿。你会说《白夜》并没写任何一个饥饿,而是极端地写他们无魇的争吃食品,三个人采用自慰方式,不满足后又去强奸王小娥。这是人物,事件,活动的表相,这种贪食与性宣泄的根由是什么?是饥饿。生存本相的危机。表现少年成长的饥饿使我们的猫庄有了意义。

更重要的方面是小说虚拟现实中的一种巨大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带来的颠覆性。三个少年想去强奸王小娥。没想到王小娥(实际与三少年同类)的丈夫从牢房里出来了。这个老强盗在偷袭中砍死了黄鳝与泥鳅,臭鱼最后也只能在逃跑中。这场江湖之战迟早要爆发,因为黄鳝与泥鳅早说过江湖是不能没有对手的,只等这个三只手出狱,没想到江湖的了结却是这么一个突发性事件:两人死亡。这个小说的结局是一种破坏读者心理期待的方法。人们等着江湖高潮来到,三少年与三只手对局。然而无限期待后却被一种戏剧性的偶然破坏了。表明了三少年的成长非常脆弱,江湖也不堪一击。小说最根深隐藏的意图指:一切的性,暴力,生存都不会有什么伟大的成就感,世界的本相也就是那种平常琐碎的流逝。现在我们归结到这个小说在艺术上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他提供给我们的关键词是:狂热。是一种虚拟中的青春暴力,是性,是死亡,是对生活一种极力的夸张中隐含的对平庸的颠覆,最后生活流逝在不堪一击的脆弱性之中。希利斯·米勒说:狂热这个词的意思是被从自我中猛拉出来,拉进另一个领域。那另一个并非风平浪静。它总跟我刚才列举的暴力有关:死亡,性,语言的非理性方面。文学抓住了我,把我带到一个苦乐交融的地方……文学作品总是狂暴的,他们由此使人狂热。①《白夜》便是为我们提供这种少年成长的狂热与暴力,一种我们习惯文学阅读中没有的无意义的颠覆性,从他提供的暴力的脆弱性看,文学提供了各种力量表现,这也告诉了我们免受这种暴力的方法。文学具有这种宣泄与保护的双重作用。

《你该不该杀》这个极具反讽意味的短篇小说。它采用了虫视法从历史语境中抽象出一种生死存亡的本相,并把这一本质性的问题归结于:该死还是不该死的问题式讨论。这是一个莎士比亚性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的存在论探讨。全部小说实际写了一个关键性的无意识动作,全部社会基础结构性的及各种张力的集结反应都归于一把刀,一个杀,一个凝视,一个话语追问。同时还巧妙地建立了一个话语系统,其张力,其游戏,其伦理,其政治,其法律等均是构成性的。在一定意义上我把它视为一篇杰作。

小说的第一句话:老子这就去杀了狗日的陆少华。这是小说的开头,也是这个小说的结尾,也是这个小说的全部内容。这是一个完整的话语结构,也是一个基本的叙事语法。小说是在历时与共时的关系中展开的,所谓历时是三代人的历时:猪脑壳陈二,陈二娘,(杀猪父亲),陈二儿子。所谓共时是指这个村的所有村民对杀猪尖刀杀陆少华的各种不同反应。第一个证言是:陆少华该杀。(最有力的证言)第二个反应是三个人,其中有陈二的叔叔陈大顺,加上会计赵三癞子全都鼓动他去杀了陆少华大队长。插曲是支书赵成林说,你杀了陆少华我让你当大队长的承诺,至此杀人的理由全部成立,也在全大队获得了一个结构性的支持。第三个取得支持的是小武子,他把陆少华儿子陆晓文给收拾了。有这三个细节后,便是该不该杀的正面对峙。这个场景里是众人鼓噪看热闹,游戏性的,所有指认成立之后,陆少华自供:狗日的陆少华该杀。陈二最后求证小武子,“我”说:该杀。全文的叙述视角。一个不能杀人的人杀人了。游戏真正变成了事件。

最后是警察抓捕了陈二:民间有谚:法不责众。所以人都认可陆少华该杀,法律还得让陈二抵命,这便是法律强奸民意所在。实际上是众人杀了陆少华,而陈二成为了替罪羊。叙事者小武子踢了他一脚:爹窝囊了一辈子,总算英雄了一回。

陈二在娘眼中是一个球货。众人眼里是一个软蛋,傻子。儿子眼中的陈二是一个流口水的胆小鬼。但最后陈二杀人了。这个小说很容易被看成一种语境的荒诞性造成的反讽文本,这样理解可能没错,但却是极简单肤浅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还会是矛盾性的,陆少华是一个邪恶的代表,陈二和所有的人鼓动除恶,这本身是一个正义、英雄事件,它不含反讽。没有游戏性。如果把这个正义行为游戏了,没杀成,那是犬儒主义的反讽,结局是杀人成功,从事件性质而言没有反讽。那么反讽的落点在何处,在陈二,陈二理性的杀人动机不是反讽,但他杀人是一种无意识状态,不能杀人的人而杀了人使理性杀人变成一种游戏。小说的关键在陈二没完没了地求证杀人的过程,使杀人变成了一个话语过程。动机与结果可能是真实与统一的,但过程是荒诞的。另一方面人们通过普遍的玩笑形式表明法理的严肃正义,实际所有人都认可陆少华该杀,是合乎法律的正义。可法的荒诞出现了,它惩办了陈二执法,法这时是保护邪恶的。人们实际是躲在邪恶之中,这也包括了这些妇女儿童,这时该不该杀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因而也就直抵了存在的真相与残酷。

最后的希望在第三代,小武子认同的是英雄行为。

这个小说的话语系统一直建构在一个矛盾荒诞的系统上,语义矛盾直接指向生存本相的内在冲突,使不同的话语之间处于一种强烈的张力,小说的主要冲突是陈二和陆少华的,表层看起来是夺妻之恨,可引发的却是陈二与陆少华分别与支书赵成林,叔陈大顺,兄陆少阳,陆少军,包括村里人赵五平,周二媳妇等人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性质,支书的是政治冲突,赵三癞子是经济的,大顺是家族的,五平等人是游戏的,作者还别有用心地把这种矛盾的仇恨上下勾连,置于三代人之间,杀猪的父亲,娘,傻子陈二,儿子小武子,三代人的世仇集中写第二代,偏偏又集中在软蛋傻瓜身上。就政治,伦理,经济上的斗争是非常理性的,一般置于政治哲学上的思考,其标准一定是正义,平等,自由的考量,但陈二把它简单化了,简化一道选择题,该不该杀。而这种选择是非理性的,滑稽的。所有人都把它视为一种闹剧,一种取乐,严肃的生死杀戮成了玩笑游戏,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故事逻辑根基不成立的,因为陈二没有能力杀人。最终却是一个没有能力杀人的人杀人了。使杀人事件变成了不合逻辑的而合逻辑,是一个悖论的产物。这就变成了语境杀人,偶然杀人。它提出的思考是什么呢?我们的社会主体是法律维护的正义,这种正常主体是无法真正维护和伸张人民正义。反而是痴呆、傻瓜和软蛋,卑贱者实现了正义的仲裁。这是一种具有震撼力呼吁和呐喊。而我们真正的法律反而捕杀了正义。什么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正常轨迹与道义呢?反常!痴呆、傻瓜成了英雄,犬儒主义才是我们社会合理的文化逻辑。这是一种何等深刻的反讽。

 

事物的重量  按什么法则计算

 

于怀岸有两个重要的文本:《一粒子弹有多重》、《屋里有个洞》。前者发表于《上海文学》,后者由我编发于《芙蓉》。今天看来这是两个历史文本,而从比较角度看又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对映,前者写外公六一当了师长,指挥了沅江城的抗日战争,解放后如何想方设法用一颗子弹自杀。后者写周小群生了五个女儿,最后怀第六个孩子要生一个儿子。在生孩子的过程中如何躲避计划生育的乡村干部的迫害。两个故事共同语境的特点是,他们都是针对时代历史的环境的反抗,外公成了英雄,周小群成了生育机器。

《一粒子弹有多重》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文本?我们按印象强烈的渐次来分析,首先六一师长是一个民族英雄,在沅江城浴血抗日,以六千多军力对日军两个联队。在限时内完成了沅江保卫战,但也全军覆没。这是从民族情感上来说的抗日英雄,实际是一个意识形态话语。历史可能有这么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但我是和平,以和平的视角重演外公的英雄精神,虽然是最辉煌的一幕,但不是文本的核心。它遵循的方法是摹仿历史,假定它是合乎历史真实也仅是重构了这场悲剧性命运的战争演义,具体精细的历史场景,完整的历史事件,并凸现了湖南四次会战的背景,这是一种有关我们能理性地解释,而精神情感不好接受的历史时期的想象性再现,它可以说是一个现实主义文本。这是一种最常规的反映论的历史模型。从再现方法说,这是一次漂亮的文学想象的虚构。和平的反观回溯,外公的情景再现,这里文学与历史得到融合,充分体现了文本的修辞性,这场战争只是对外公的烘云托月。作者并没有总结出什么历史战争的经验,因而这一现实主义历史并没什么深刻的意义。显然作者的意图并不在此。他又重构了另一种历史,即扑朔迷离的猜想的历史。或者说是外公六一的个人成长史与家族史。外公天资聪颖,过目不忘,但不好好念书,少年时便毙了三个土匪。后来做了军官和女学生有浪漫的恋爱,而外婆却是一个神秘女郎。外公有两个儿子一个新潮女儿。两个儿子在沅江守卫战阵亡,知识女儿嫁给了一个农民。外公可确定的身份是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其余都是一些非连续性片段,可能是红军的一个少将,外婆可能是女匪,或地下交通员。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他们的历史均是藏匿的,而且成功地隐于乡间,过着自由的日子,外公这部非连续的成长历史多处断裂,疑点甚多,具有秘密的性质。这有什么意义呢?外公是英雄并不能左右历史,历史是一个漂流的棋盘,所有人都仅是一个不可定位的棋子。一个民族英雄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这个寓意很简单,直白,全部意义仅是一种历史的批判,一种时代的不可左右。仅仅说明了人物全部悲怆性的可能:语境杀人。历史戏弄牺牲一个人或一个时代这很正常。这种历史观略为复杂一点。一方面我们仅能借助文献,背景来认识解读文学人物的各种可能性,历史是一个广阔的背景。在一个背景长度上去作模式理解。另一方面历史需要我们重新建构与阐释,我们仅根据历史场景,细节,事件来破译奥秘,这种背景批评人物的性格、本质、意义、作用均是推导出来的。这样外公一家三代人的历史和各种历史背景关系构成一种特别奇特的反差联系。把人们的现实存在和可能存在结合起来揭示出悲剧性根源,历史才会具有特殊意味的深度。

这个文本最重要的是外公的观念史。外公是一个读过旧书的将军。有智慧,从军事角度看待政治与文化,居然喜欢文学,是作家沈从文的朋友,因而他是一位儒将。对外公而言所有的辉煌结束于沅江会战,可战后军人把露出来的剑藏在历史的风尘中,外公活着便没有意义了。因此漫长的余生之中他唯一所想做的是用一颗子弹打死自己。

沈从文有一个观点,一个士兵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这个观点成了外公的观念,也成了和平的(这个名字本身意味深长)观念,并置文首作为题记。外公一直奉行老朋友的这一观念,劫后余生回到故乡,但外公并不能很好的生存。因而故乡成了他第二战场,似乎外公并不特别害怕新政权处死他。死亡他视为必然,他要找到一种合乎心愿地死法,要在反思中死去,所以子弹重量与人的重量成了思考的焦点。他有一个奇怪逻辑:用打死日本军曹的一颗子弹来打死自己,而且不惜重新土制一把枪。为什么?一方面他部下六千多士兵都死了,他不能独存,一种人性的,良心的反思,我应该和大家共赴国难。另一方面赵道士问他情况时,他说活得憋屈,表明现实存在毫无自由可言。再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他想为死难者筑造纪念碑,意图是那些伟大的士兵必须要以另一种方式活着。永垂不朽!但是他怎么也做不成,这让他万分痛苦。于是外公在同这三种力量不懈的作战,用打死日本人的子弹打死自己,表明了一场历史战争在延续,我是和敌人与战友同归于尽。

作者眼中的外公格外珍惜一颗子弹,并分层地讲述外公用子弹自杀的观念,如果作为事实的历史仅几个细节,或一个结局便完成了。但外公观念史却成为贯穿全文的线索结构,是文本的重中之重。使外公真正属于事实的历史转换为观念的历史,具体到文本是文学的历史。这时于怀岸的历史叙述有了特殊意味,他表明了历史是一种观念,一个事件,一种方法。作为事件在某一个点或细节上是真实发生过,但它只作为文本各种因素的联结方式,构成一个隐在的结点。是关系中构成的意念,也就是说文本叙述中它是一个理念,这种理念是一种由内在或外在需要而进行虚构的,是观念影响了所有的事件联结,并且确定了历史事件的性质与意义。外公反复思考,始终不断地想完成某种使命,都源于他个人的一种观念,如果明确说,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士兵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在故乡又完成另一种战争(真正的一个人的战争)。这时候历史事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按纯客观而言某种事件并不成立,因而观念导入了事件,于是发生的事件就性质而言它是虚构的。②今天我们来讲述历史是我们思考和虚构的结果,一个文本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我们被体验过了的一连串现实经验或可证实的事件的重写。与其说是向历史开放还不如说我们向现实开放,因而历史发生的一切事实都会通过我的文本进行调节,历史不可能全部解释我们过去的知识,反而阐释的是我们关于现实经验的理解,这才是外公全部历史提供给我们的现实思考。

最能显示这一历史解说的是作者的另一部中篇《屋里有个洞》。这个小说和《白夜》一样,如果按主流话语批评会很没意思,最多只能找到一种意识形态冲突。而计划生育与乡村超量生育的矛盾引发的一些故事虽有让人震惊的现象,最终在主流批评那儿只是一个对错问题,引入人性思考也只说是一个允许出生和压制出生的矛盾。因而表明文本的可写性仅此而已。一个女人不停地生孩子,生了五个女儿,坚持还要生一个儿子。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计划生育要制裁他们,这是国策,要控制生育,这无疑也是对的,但他们构成了对立,构成了矛盾。因而我们讨论的底线只能是控制人口,与控制人口的方法。就此说来小说意义并不大。所以我们必须更换视角,发现文本新的秘密。我想从受害者的历史看需要有一种新的记忆方式。而这种方式既是记忆伦理学的,也是美学的要求。这个文本的内部机制是所有的人物行动都是被动的,都是被驱赶的,都是在压力机制下行动,这包括那些计生干部。他们是政治的执行者,但他们是不可不执行的,因为他们也被压力压迫着。我们还不能过分地指责这种权力,因为节育也是正确的。于是受害者不仅是周小群夫妇,乡村计生干部同样是受害者,意味深长的是,他们受害于一个时代语境,简单地说,他们受害于一个正确的观念。这倒使事情有意思了。对错都置于一种深刻的,内在的矛盾性。我们用最简洁的词语来说,她们正在经历着难以言传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是用语言不可表达的,但她们又不得不经历。这使周小群这个人物有了非凡的意义。周小群几乎成了这种痛苦的领袖。第一层面是五个女儿生产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多重的,例如超量的痛苦,胎位不正的痛苦,被乡干部追逐的恐惧,及乡村过度劳动的痛苦,还有孩子们穷困劳累的痛苦。这是一种不愿意承受的痛苦。第二个层面是周小群文化意识里的,她又乐意承受这种痛苦,她也希望有一个儿子,所以继续怀了五胎与六胎。这是一种命运反讽,她不得已去经历这种痛苦,因此她的受难成了一种宿命。第三层面周小群与丈夫李有东的矛盾。李有东对周小群而言可以说是一个痛苦之源,他不仅不停息地给她制造生命苦难,同时也是一个邪恶的代表,好吃懒做,赌博欠债,让这个家庭一贫如洗,后来还逼迫周小群送掉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文本从这三个层面的痛苦中展示的一切是周小群永远看不到希望,绝望伴随到最后李有东被抓走,她还得经历逃难。这个文本最显著的特色是把痛苦,恐惧,绝望,逃难渲染到全篇的每一个角落,每一行每一句拎起来都痛苦与恐惧,都是绝望的嚎叫。大丫打工回家也是昙花一现,甚至连二丫也不见了。屋里有一个洞,这个洞是一个无限深刻的隐喻,它是地窖放食物的,可食物没了,只能躲人,洞里盛的什么?这个符号含义是复杂语义的象征。是周小群的一个象征,首先它藏生命,然后是躲命,接着是生命生产,李有东在洞里被抓走,洞是什么?洞还是藏苦难的地方。空洞是周小群一家永远的无意义,因为她们最终也没看到生产一个男孩。那么男孩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延长符号,痛苦也就是这样延续着。洞是永远的生命也是永远的痛苦。表面上看来是大丫报案抓住了李有东,似乎可以用刀子割断这个痛苦之源,但在李有东与周小群来说未必就会终止痛苦,这个表层仅指向生命为痛苦之源,实际上这一认识是错误的。假定他们第六胎仍是一个女儿呢?因此在这个屋里,在这个洞里,在这一家人之中,任何一个局部的因素都不能断绝痛苦之源。这种根源实际在他们所有人的文化心理,包括好心的村支书来旺也是如此。周小群是身临其境地感受那种痛苦,感受压迫与恐惧,可是她并没清醒的认识,依然以后殖民心理去接受第六胎,只要有可能她接受七胎八胎甚至十胎也没什么奇怪的。她在经历痛苦时已经麻木了,事件本身她已熟视无睹,只要她仍受控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她会乐意接受这种痛苦与恐惧,因而她最终不免担心李有东的结扎。周小群一家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单纯受苦的事件描述,因为事件的性质随着孩子一个个出生已经变得无意义了。即使生1020个孩子那只是事件的延续。我们要把它看成一种文化以及这种记忆传导出来的信息。事件发生的无限多并不具有伦理学含义了,因为是无意义的多次重复,但记忆是选择的,选择的记忆才是真正的伦理思考,这个文本里逐渐展示了周小群,李有东,大丫,二丫的这种伦理记忆。二丫着笔不多,为什么说她具有伦理记忆呢?因为二丫有行动,她的失踪是自我的,不难的猜测是她和大丫一同出去打工。这个文本展示的弱势群体,而且是一家女性,大大小小的生命都嗷嗷待哺,这是一个受害者的历史,这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压迫语境,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这一家成员都正在经历,因而对他们而言事件展示是没有意义的,到文本的终端全部都只是每个人的记忆信息,或者说以一种记忆方式保存。这不是一个人,是周小群为代表的一个家庭,也不是一个家庭,是乡村普遍发生的事实。它是中国土地上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因而周小群通过记忆方式想象性地表达了那些不可遗忘的生命痛苦,恐惧,迫害,那些普遍性事件以个体记忆方式在不同时空的人群中交流,于是在中国生育人员中成为一种共享道德,大众记忆。每一个人都得对周小群,李有东的女儿们,村支书来旺,乡长,计划生育干部有一个伦理态度。无论与个体有没有关你必须对生命生产和抑制人口增长有一个伦理学意义上的回答。因而也就构成了于怀岸的伦理动机,所以这个文本不能在意识形态的对错上去看待。而应该深层地分析伦理叙事带给我们的启示。或者我们还不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伦理判断,而应该分析这种伦理内在的矛盾性。这又引发了我们的广阔思考,人们为什么喜欢看二战的文学作品,人人津津乐道于无数战争带给我们惨烈的记忆。喜欢它的暴力?喜欢它的苦难?实际是罪恶造成的痛苦与恐惧所带来的惊人的魅力,这些具有震撼力的事件与细节给人一种特别的审美感受性,这大概就是那种通过痛苦恐惧和激愤宣泄或同情所达成的净化效果,我们可以称之为悲剧的力量。

《屋里有个洞》这个文本可以称之为当代名副其实的伦理历史记忆的重构。它不是一个历史文献,而是处于当代史中多重文本链条之中的一个特殊的文学空间,因此它不提供知识考察,仅提供我们某种事件伦理的解释,在这个解释中我们会看到权力,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制度与实践等多方面的矛盾联结。从而看到生命现象的矛盾存在。

 

欲望   猫庄错觉的幻象

 

我们必须重新明确什么是欲望?传统理解欲望是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总希望占有得到,表现为一种渴求感。这种欲望是有本能引起的,是天性如此,是必然的。那么人的欲望包括吃喝、性欲、居室等一系列的基本欲望,欲望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私自利的。在社会批判中,由于法律和伦理的介入建立了我们认知事物的二元对立模式,所以欲望的批判也建立了一个正确与错误的标准。由此看来欲望是由话语建构的理论,我们设定了一个对它的理解模式。这个欲望的理论有一个深刻的内部矛盾,即先天性本能的欲望,却由后天知识或一套系统的价值理论考察。因此我们只能实行一种社会的惩戒规则:存天理,灭人欲。

《猫庄的秘密》便是对这种欲望理论的呼应。猫庄本是一个情欲的象征。很巧妙的是作者猫庄的系列故事,均是关于欲望的秘密。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把猫庄称之为欲望之乡。这个文本故事极为简单:村长赵成贵在腊月初九早晨被人杀死在他家屋檐下,凶器是一块茶树劈块柴。这是一个艺术上很成熟的小说,作者已经学会了从容不迫而又回环勾连地讲述故事,仅从叙述上的意义说这是于怀岸止于目前最成熟的中篇,线索布局,情节的峰回路转,叠合与交叉,人物关系之间的勾心斗角,左右牵连,包括那些或长或短,有意无意的对话的分寸感。小说比较长,但却没有拖沓的东西,在文本结体的裁剪上很适度。故事是一个秘密,行文一直采取揭秘方式推进,最后真相大白。当然这种确定性戏剧性的结局大大地破坏了猫庄欲望的神秘,削减了事件的意义成为一个大败笔,我只能归结为作者深度的缺乏,丝毫不能否定他艺术技巧上的成功。秘密最后能透明地大白于天下表明这本身并非秘密,一个秘密之所以成为秘密必须有不确定性的东西。因而《1976年的蛤蟆症》这个文本倒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有关秘密的话题。13岁的赵小娥无缘无由地生产了一个小孩,结果找不到小孩的父亲。老婆婆接生弄死了孩子,本可以巧妙地制造一个新秘密,作者却丧失了良机,让老婆婆谋杀小孩。从行文上看反而是这个较小的短篇小说《1976年的蛤蟆症》写拖沓了,它应该写成一个有回味的精粹短篇。

猫庄的村长赵成贵是一个欲望的象征。这个人的生存经历便是一个欲望展示的经历,首先表现在他对猫庄女人的占有。一般占有女人满足欲望是常规手段,赵成贵表现在乱伦上,集中在侄媳妇和姨妹子上。另外特别以顾花花和彭三妹为例表明了赵成贵欲望的旺盛。其次表现赵成贵的权力欲望。他独占了三届村长,临死时仍是村长。可怕的正是他由文化走向权力的,他是猫庄文化最高的人。最后是他的金钱欲,金钱欲是赵成贵对金钱的利用,他后悔给金花五百元钱而应该分给顾花花,彭三妹,李二凤几家。在赵成贵身上展示全面的综合欲望,无疑夸大了赵成贵欲望的力量与作用。赵成贵庞大的欲望已经泛滥,其实于怀岸已经离开欲望分析而把赵成贵置于社会学考察了。为什么?赵成贵构成欲望的多侧面,在人物关系与作者的评述态度都社会的伦理讲述与价值化的评估。把赵成贵置于一种批判性考察,那么我们把他的死因归于什么呢?村长死于欲望吗?所有人都想置赵成贵于死地,老婆李大兰很早就想剪断他的命根子。所有人想让赵成贵死,但赵成贵并不死于所有人。因而我可以肯定地说赵成贵并不死于欲望,最后儿子杀了他也仅仅是死于偶然。推论这个文本不是关于欲望的争斗,所有猫庄女人都不需要赵成贵的欲望,也没甘心情愿成为他欲望的奴隶。因此赵成贵和所有女人都不构成欲望关系。这深度揭示的是一个压迫与反抗的关系。所有女人争取的是一个自由与解放的话题。所以猫庄的秘密并不是一个关于性的秘密而是关于一个专制的秘密。这种残酷迫害的专制最后死在自己的手中,象征性细节是他儿子打死了他,因而家庭专制便瓦解了,随之猫庄的专制也就瓦解了。这个文本中所有女人的反抗并没有对赵成贵形成一种性的遏制策略,而是一种游戏性的玩笑,仅是对赵成贵性器官的嘲笑。我这里从传统欲望理论出发分析赵成贵的欲望,而得出的结论刚好证明这个文本并非一个欲望的文本,它并不揭示中国乡村图景中茂盛的性欲望,因为仅是赵成贵一人的性压迫,所有女人均是性反抗的。这不构成一种真正的欲望关系。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作者在考证猫庄一词或他多处表明自己在表现乡村中国的性欲望。这是作者的错觉,他把这些细节都看成了共生欲望,把女人的性话语表述成为性的秘密,而他却矛盾地写了这些女人顽强地反抗性策略,这种矛盾性决定了这个文本整体上是非欲望的,而是关乎于专制的,当然不否认细节上的欲望特色,例如张金花与“我”的性爱成熟。这是一种真正的性欲望,而且是性生产的成长力量。

我这里要重新认定的欲望理论是匮乏理论。性是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关系的,性没有本质,没有确切的对象,它是可变的,偶然的。欲望是生产的永动机,欲望是摹仿的。欲望是对缺失的吁求,是对缺失幻想性的满足。这非常好理解,女人对阳物的幻想,男人对乳房的幻想这都是由匮乏导致的想象性占有。所以于怀岸真正的性欲望文本是猫庄系列中的《幻影》少年三货与小兰俩人反复的情欲折腾,最重要的是三货的窥视,以及由窥视激起的幻想性兴奋。文本开始偷窥的一个女人后背有一个耀眼的红痣。这个象征有不可替代性。三货偷窥了鲁九妹、向花莲、陈二妹、顾梅梅、新媳妇包括他看得烂熟的小兰,也不可取代那个背上有红痣的女人。小兰说那个红痣是她背上的疮,这一现实粉碎了三货幻想,所以他失声痛哭,他窥视李三媳妇导致了媳妇死亡。这是一种本质上的欲望,它包括一些极重要的因素:其一,欲望仅是关于自己的欲望,不是满足的结局。欲望是渴望自己的热爱,不是渴望得到的东西。其二欲望是一种视觉权力,凝视,看,表现为一个看的过程,看是一种释放,只有看才是一种渴望过程,它限制了完全得到的满足,表明欲望的性不针对结果。《幻影》是一个极至的窥阴癖文本。其三,摹仿欲望是建立在对别人欲望的模仿中学会渴望,因此欲望是对别人欲望做出反应的过程中产生出的。所以欲望具有生产性。其四,个体欲望表现某种固定物的所指,用乳罩代乳房,内裤代生殖器,某男人女人的特征及所喜爱之物,代某人的欲望。媒介物是可调节的。充满想象性的,有些是可移动的,交换的。总之欲望不是我们获得的一个结果,它是永动机,是一个释放过程,是延异的不断发展的,因此欲望总是在生产过程中。另外欲望具有异化的、革命的特点,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在《幻影》中小兰和三货便真正揭示了少男少女的性欲望的特征。那么李三媳妇的终结怎么解释,她表明了欲望偶然性逸出,欲望非稳定的偶然性产生另一种颠覆性力量。从欲望文本的书写看,《幻影》是一个艺术上最成熟的作品。我们说文学性是指我们的文本创作中一系列艺术纯粹化手段,首先它要确定典范性。其次它要剔除文本中不纯的因素,例如筛洗掉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再次它要有一套独特的艺术策略。最后它应该是一个个体化的独特文本,具有不可重复性。《幻影》很好地实践了这种艺术纯粹化,我们不需要文学性之外的非文学因素来解释它,它有自己一套欲望语言,因此它是很纯粹的艺术文本。

 

他者的踪迹

 

我已经将于怀岸几年来的重要文本作了一些深度的精细分析,我相信这些重要的艺术特征都迥异于当代青年写作,或者说与当下文坛写作中不同的一些要素。换一句话说这是于怀岸自己创作上的一些独特贡献,顺着这条道路走,只要不退回老路,不闪避矛盾,不被世俗所同化,注意吸收新的艺术要素,他的创作会有独领风骚的那一天。

接下来我来谈谈他一系列文本中的他者。前面说过于怀岸是一种底层写作,表述的是边缘人物。这个前提决定了他文本中最普遍的现象是他者化。

什么是他者(othernessother)?他者是一个相对概念,针对主体、自我而言,在性别、地理、异域而言的另一个客体参照:他者。作者,主体。社会,主体。文本中主流价值观,时代主流人物。这都可以确定为一个主体。于是相对这个主体,从阶级、种族、性别、地理来规范他者,例如统治阶级、欧洲白人、男人、西方、白领等都是主体,而被压迫者,黑人、女性、东方、残障人都可视为他者。在建立认知分析时往往把主体与客体,中心与边缘,上层与下层,自我与他者构成一种方法论的东西,即他者化。这是一种二元结构的模式。凡属确立一种自我认同必须使用他者化的分析。从这个设定出发,于怀岸小说全部都是他者的境遇表述。傻子陈二是智障人,黄鳝、泥鳅、臭鱼是三个不名姓氏的少年,可称之为乡村无赖。外公六一是一个民族英雄,他本是一个主体,但新社会他被他者化了,是一个隐在的被追缉的人物。周小群是一个边缘化女性,是一个生殖机器,三货是一个少年道士,小娥是未成年怀孕者,仅有赵成贵是一个乡村权力中的主流人物。于怀岸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他者化的是一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文学中他者形象一般是主体在建构自我形象的关键要素,是他者赋予主体以各种意义。值得注意于怀岸小说中的主体,自我均是被藏匿的,构成一个巨大的缺席,或者说只是一个隐在场。他全部力量是要表达他者。从文本角度看,我们只能把它视为于怀岸的他者主体化的策略,意思是他把那些边缘人物作为主体来表达,因此这个他者是于怀岸的幻想构成。这种幻想有带泪的反讽,一种巨大的悲剧性的同情,但他的他者主体化是错觉的幻象,周小群、陈二、三货、小娥、黄鳝、泥鳅、臭鱼,他们作为弱势群体,没有充分地形成自我意识,通俗地说,他们从没怀疑过他们的他者身份,没有积极地去建构主体意识。因此文本的他者从社会的现实语境而言更具有反讽的力量,更有悲剧性。

他者在文学文本中集中涉及的一些基本元素是暴力、欲望、残疾、压抑、低下、肮脏等,这些元素在于怀岸的文本中非常活跃,而且书写得非常有力量。如果这一切都建立在对主体的反抗上那当然很有意义,或者完全使他者碎片化,极端悲剧化,或者揭示他者自身在人性上绝对反人道主义,这些系列策略也都会非常有意义。但于怀岸太自然化地展览他们了。他者的内在意义及价值开掘不够。要完成对主体的批判,主体不能总是缺席的,在主体和他者的尖锐矛盾中,他者会更有力量。

同时应该注意的,文本中的他者构成过于浪漫化,激情化。这种修辞性的他者建构看似很有力量,但过分使用反而使他们漫画化、滑稽化,词语过分浪费反而会削减了他者表现的力量。可以采取冷漠、尖硬、刻薄的叙述态度或许使他者形象更加具有深度,在底层写作中,他者化是主要策略,他必须具有独特的经验,像刀锋一样直抵生活的真实,每一个他者都在差异中比较存在,所以他者是独特的,个性的。因此还需要找到更独特更个性的他者形象,注意从内心的深度上,人性的细节上掘进。如果在猫庄构筑出一个形形色色的他者谱系,从本质上展示半个世纪以来的乡村中国的灵魂,那么他会功莫大焉。

开掘乡村中国,以独特性来区别想象中的他者。

                                         

 2008316 于河南大学文学院

(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资助。项目批准号05J·ZD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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