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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简介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简称当代作协,是由世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主管的全球华语作家、文学理论工作者、文学编辑工作者和文学组织工作者自愿结合的专业性文学社团,是联合全球各国华语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是全球华语作家组织的高端组织,其工作宗旨是:加强全球华语文学理论工作者、企业儒商、策划精英、各行业文职人员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国际交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为弘扬中华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全球华语作家举办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组织文学评奖,对优秀的创作成员和创作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进行文学理论研究,开展健康文明的文学评论和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发现和培养世界华语文学创作、评论、编辑、翻译的新生力量推进中外文学交流,代表中国当代作家参加国际文学活动。反映当代作家的意见和要求,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简称全国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选举产生协会理事会。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协会理事会负责执行会员代表大会和常务理事会的决议。秘书处为中国当代作协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协会的日常工作和根据需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及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由理事会推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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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作家内设办公厅、人力资源部、组织联络部、文学创作中心等职能部门,主席团、理事会、顾问团、创作联络部、发展战略部、创作影视部。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报刊网有: 中国名家杂志、中国文艺新闻报、中国经典网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北京地址:北京市复兴路乙20号(总参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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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的《怀念那些读书的日子》
 发表日期: 2009/9/26 13:54:00   来  源: 世界文艺  作  者: 韩少功  

怀念那些读书的日子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我的问题是这样:谁读过3本以上的法国文学?(约1/4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约1/5的学生举手)然后,我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 
    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的事?或者事情别有原因: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30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10本俄国文学、10本法国文学、10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30年前?天哪,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十年浩劫刚过?……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但你们注意了: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为什么独独乐意给“文革”随便贴一枚标签?是什么人最习惯和最惬意地使用着这一类标签? 
    中国谚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偷书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世界知识》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种航空杂志也曾让我浮想联翩。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类似的情况是,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类红色圣经,除了少许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选编,其他书籍几近消失。  
    1967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赫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扑通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软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读,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我说过,作为初中生,我读书毫无品位,有时掘一书坑不过是为了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青春寄语,趣味数学,晶体管收音机,抗日游击队故事,顶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读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基本上构成了我的阅读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书包带出的书,总是受到某些大同学取笑。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当然,多年以后我读到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楼的暗道——只是当时不知自己读了什么,对书名和作者也从未用心。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钳和两个麻袋,闯入省城最大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他的行为败露,被警方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竟对他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  
    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这与后来的情况很不一样。贺某多年后肯定遇到过这种场景:书店里已经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了,各种有关理财、厚黑、权势、时装、色欲、命相的烂书铺天盖地持续热销,而他当年渴求的经典反而备受冷落。如果他对这种情况大为奇怪,如果他还把经典太当回事(爷们儿当年就是为这个坐了牢),还很可能遭当今的购书者们白眼:神经病吧?吃错药了吧? 

    说书 

    毕业后下乡,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这里有一百多号知青,一百多号本地农民,分三个工区六个队,负责近6000多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点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闸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嫪阳具奇伟和宣太后私通大臣之类黄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些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的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和美国的M2。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重要情节反而错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国混同美国,对兵员数和钢产量也多是信口胡编。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中),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几乎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实的文化?有一次,说起两敌对大国之间的微笑外交,一位在我身旁的老农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说的?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香么!”我听得一蒙,发现自己把形势和国策摊上一堆,其实哪比得上他一句话这么简洁和通透?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高兴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梅花党》、《一双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放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那个慌啊,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孪着,痉孪着。  
    “玛——莎!”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护书 

    在我的同队插友中,张某好诗词,带来了《唐诗三百首》。贺某想当画家,带来了石涛、林风眠、关山月以及米开朗基罗的画册。我是造反习气未脱,带来了《联共(布)党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类,大家互通有无交换着看。不要多久,交换范围又扩大到其他队,一直交换到很多书没有封皮和脱页散线的地步。 
    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在农民面前得夹起尾巴做人。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晚上还到处巡查,查到知青房间里有声响就隔窗偷听,看是否有人说反动话,是否有人收听敌台。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辩解:“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  
    见他狐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图片皱起眉头:“资本家吧?开什么铺子的?”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连老祖宗都不认识了?”我抓住机会再将一军,使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有了这样一些经验,知青们发现乡下干部其实不难对付。有人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农村当然也兴阶级斗争,只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较难落实。即便在城市,禁区也是有缝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毁灭》、《水浒》、李贺、曹操这一类是领袖赞扬过的,可翻书为证,谁敢说禁?孙中山的大画像还立在天安门广场,谁敢说他的文章不行?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稍经忽悠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你敢不给它们开绿灯?再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比较才有鉴别”、“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一类毛式教导耳熟能详,等于给破禁发放了暧昧的许可证,让一切读书人有了可乘之机。中外古典文学就不用说了。哪怕疑点明显的爱情小说和颓废小说,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蒋介石,只要当事人在书皮上写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样,大体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转。  
    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不记得是哪个红卫兵组织印的,也不知他们印书的目的何在。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识,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当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20年前就读过。  
    他还是斜盯着我。  
    我无法让他相信这一点,当然也没必要让他相信。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茶场里读到油印小册子的,是两位外地来访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走,不能唱歌,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抄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一级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篮球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又有浑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树林里呵的一声开诵,立刻晕了一大片女生。红卫兵们爱诗热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为被大家争相传抄的朗诵文本,成为昼夜里此起彼伏的男声和女声,包括有些人对舌头痛苦的折磨。
    当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下乡后,诗心在劳累中渐失,娱乐只剩下夜晚唱歌这种自我播音,于是抄歌的还是不少。苏俄的、美国的、拉美的、欧洲的、南亚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国少数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睐,几乎也是人手一册。  
    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我在县城里结识黄某,后来当上编剧的一位,发现他抄录了几大本古文,深受震动和启发,回乡下后也如法炮制,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藏书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知青点的朋友们也经常帮我,比如发现废品站有什么旧书刊,发现商店里有包装货品的旧报纸,就会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纸片带回来给我。  
    90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于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  
    他是“文革”后最早出国的数万留学生之一,很快成为经济学界一颗新星。在普遍的国外舆论看来,1980年代初陆续出国的这一批人总体素质最佳,不仅谦逊而刻苦,且学养不俗。其中很多人都是越过本科直升硕博。类似的情况是,在很多高校老师看来,“文革”后最早的那批大学生,特别是文科生,总体素质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师的话来说,能遇上这几届可谓人生之幸。这里当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从10年积累的考生总量中择优,与一般考录没有可比性。但即使不这样比,这是否也能显现出10年并非一张白纸?  
    凭借手抄书一类手段,知识薪传一直明断而暗续、名亡而实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断层”,数以百万计的好学生后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现在,我的一些手抄书早已不知所往。随着出版的开放与繁荣,我的书橱也越来越多,盛满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书,不需要我再在油灯下熏黑鼻子。但有时候我会不无惶惑,似乎书已经多得坏了我的胃口,让我无所适从。又觉得新书像富人的宾客,旧书像穷人的朋友,我在太多宾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独。  
    有人说过:借书读时读得最多,买书读时读得稍少,发书读或赠书读时读得最少。这里还可加上一问——抄书读的时候呢?  
    与一般的读书相比,抄书自有其优点:  
    一、三读不如一抄,抄一遍有利于增强记忆;  
    二、抄书是个细活,能迫使你聚精会神细嚼慢咽地读;  
    三、抄书很辛劳,抄者对这种书总是更珍惜,于是有可能复读得更多;  
    四、抄书一般只能是摘抄,而摘选需要你去粗取精,因此有利于总揽全局抓住重点,读出某种主动性和超越性;  
    ……  
    当然,这种手工活毕竟太耗时间,毕竟不足以抵消严重的短缺。在一个信息速生和知识高产的时代,急匆匆的现代人还可能抄书吗? 

    骗书 

    “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统称“皮书”。这是指中国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一大批“内部”读物,供中上层干部和知识人在对敌斗争中知己知彼,因此所含两百多种多是非共或反共的作品。如社科类书目里的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铁托、斯大林的女儿等都是知名异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也赫然其中。至于文学方面,《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在路上》(凯鲁亚克)、《厌恶》(萨特)、《局外人》(加缪)、《解冻》(爱伦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白轮船》(艾特玛托夫)、《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等,即使放到百年以后,恐怕也堪称经典。
    经过一段停顿,1972年“皮书”恢复出版,虽限于“内部”,但经各种渠道流散,已无“内部”可言。加上公开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一类,还有《摘译》自然版和社科版两种杂志对最新西方文化资料的介绍,爱书人都突然有点应接不暇。春暖的气息在全社会悄悄弥漫,进一步开放看来只是迟早问题。如果说1968意味着秩序的基本恢复,那么1972是否意味着文化的前期回潮?这是一种调整还是背叛?是“文革”被迫后撤还是“文革”更为自信?  
    从后来众多作家、学者的回忆来看,他们的青春岁月里都有“皮书”的影子。一些观察者还把“皮书”暗潮与后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直接联系,与我的感觉大体相通。  
    书店里重新有了活气。我认识的省内各位老作家和老编辑,也在这时陆续离开乡村或干校,回到城里操持旧业。他们恢复了两个文学期刊,从来稿中发现我,几次让我来省城开会,于是提供了更多求学机会。当时省城里最大的两家书店都有“内部图书部”,一般设在二楼偏僻处,购书者需凭相当级别的介绍信方可进入。不过这种管理措施实嫌粗糙,一纸介绍信算什么?用蜡纸和钢板成功伪造过印章的学生娃,伪造过大串联证明、肉票、火车票以及病历的家伙,还能被一张介绍信难倒?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张旧介绍信的字迹退掉,再烤干纸片,小心执笔,填上购书内容。  
    我们须穿得像样一点,比方借一件军大衣(内部嘛,干部嘛,不能衣冠不整);还约定到时候不能过于急切(公差嘛,让人提不起精神)。有关台词也设计好,到时候一个要催促,表示出对购书毫无兴趣;另一个要表示为难,似乎职责所系,不得不公事公办。如此等等。  
    照看“内部”书的是一大妈,果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看我们爱买不买的样子,反而有了推销的热心,表现出当时少见的业绩意识。  
    “这本书很反动的,很多人都来买的。”她拿出一本我忘了书名的书,舍不得我们离开,“你们不拿去批判批判?”  
    “真的有那么反动?”  
    “我还会骗你?我都看了,里面有爱情!”  
    “首长说了,爱情就算了,我们主要任务是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  
    “生活作风也要抓呵。你没看见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学好样,骑一辆自行车油头粉面的,我看了就恶心!”  
    我们终于被说服,给一个面子,买下了这一本。对方很高兴,见没什么再能吸引我们,便说仓库里还有些旧书,不属于“内部”,是否要去看看?这样,我们跟着她来到仓库,穿行于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种书堆中,在浓浓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大妈给这些书打包的时候,有一种眉开眼笑的成就感。  
    当然,诈骗犯也不是次次得手。有两知青曾因伪造借书证败露,被挂上大牌子,在省图书馆门前整整示众一天。  

    醉书 

    朱某是一工人,写过很多诗,但从不参加官方支持的工人写作组,只是把纸片拿给三两密友看看,看过就撕碎,觉得这就是诗歌的正常结局,是保证写作纯洁性的必需。他从无存稿,不允许朋友为之传播,所以我无法引用他的作品。我只记得他的诗句总是别出一格,让人惊悚和伤心,而且脑子里乱套,好几天里对任何生活细节都警惕兮兮,差不多是一只受惊老鼠。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德……是他经常提到的名字,就像后来一些知名诗人那样。因此,我总觉得诗坛里还应有一个名字,但他最终当老板去了,遇到我时也不再谈诗,只谈股票的走势。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单独的书房,还经常向我偷偷提供“内部”书——这因为他父亲是官员,后来还进京出任要职。我在乡下时,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休谟、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因此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发条开动了就必须走到头。因为他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我后来与他断了联系。他为什么要改学电机?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  
    那时,老一代知识分子因书惹祸,大多谨言慎行力求自保,倒是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可能读得率性和狂放,在社会底层藏龙卧虎兴风作浪。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他长得很帅,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个未遂的地下组党计划,还曾在他们这个跨省的朋友圈里一度酝酿。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兹、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上班。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做些端茶上饭的服务。他们也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我的未婚妻来过一趟,送来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没看一眼。  
    老妈要我哥去打瓶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奇怪的是,这位哲学狂人后来金盆洗手而去,听说是结婚了,离开航运公司了,替朋友去澳洲打理生意去了,相关消息有三没四。就像前面说到的朱某和胡某,他一直未能在新时期知识界喷薄而出——其实他比我见过的某些教授要聪明十倍,完全有这种可能。他卖过血,他妹妹卖过血,以筹集他游学全国的经费,一切似乎都正是为了这一天。  
    作为我心目中一个个亲切背影,作为“文革”中勇敢而活跃的各路知识大侠,他们终究在历史上无影无踪,让我常感不平和遗憾。也许有生活难题捉弄了他们?有性格毛病羁绊了他们?也许他们清高得不屑于浮出地表,不屑于在名人圈里对牛弹琴?  
    事情还可能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MP3、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何以解忧,唯有文章,是之谓也。因此,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或者说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反而最可能产生精神渴求;而一个机会密集、利益汹涌以及享乐场所环伺的时代扑来之时,真理的镇痛效应和致幻效应是否会如期减退?醉汉们是否应该及时地清醒还俗?  
    那么,我应该为他们不再需要镇痛和致幻而欣慰吗?应该为他们在知识苦恋之外找到更多的兴趣、忙碌、实惠以及体面而庆幸吗?  
    或者我不应该为他们的失踪而欣慰?不应该为自己一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庆幸? 
     To be or not to be?(是还是不是?)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文革”远退到30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一颗颗灵魂在舒适而惬意地入睡,不需刺耳的声音惊扰。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问我:“老师,学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啊?”我看得出,他一直没在意我此前的解答,不过是想在交出论文之余,再次求证一下他的文凭到底能否升值,能否给他带来一百万或两百万,能否让他过上出人头地的好日子。我终于沉不住气:“我容许你把这个问题问一遍,问两遍,问三遍,但不容许你问第四遍!”我甚至扭头就走,回头再补一句:“如果你并不爱文学,现在改行还来得及!如果你对什么也爱不起来,现在退学也来得及!你其实不必太亏待自己。”  
    我肯定把他吓坏了。  
    对不起,我忘记了他并非圣徒,只是一个娃娃。从他所处的康乐时代来说,从他眼下远离灾难、战争、贫困、屈辱的基本事实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那么累心和伤人的东西。 
    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原文题为《漫长的假期》,限于篇幅,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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