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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是全球华语作家组织的高端组织,其工作宗旨是:加强全球华语文学理论工作者、企业儒商、策划精英、各行业文职人员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国际交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为弘扬中华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全球华语作家举办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组织文学评奖,对优秀的创作成员和创作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进行文学理论研究,开展健康文明的文学评论和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发现和培养世界华语文学创作、评论、编辑、翻译的新生力量推进中外文学交流,代表中国当代作家参加国际文学活动。反映当代作家的意见和要求,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简称全国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选举产生协会理事会。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协会理事会负责执行会员代表大会和常务理事会的决议。秘书处为中国当代作协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协会的日常工作和根据需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及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由理事会推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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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家乡坐落在大巴山区的腹心地带,那里四周是群山绵延、巍峨险峻的大山
 发表日期: 2009/10/28 15:19:00   来  源: 世界文艺  作  者: 远山  

 

我的父亲母亲

(纪实小说)远 山

 

我的家乡坐落在大巴山区的腹心地带。

那里四周是群山绵延、巍峨险峻的大山,中间却是一块方圆百里的小平原。说是平原,其实准确地说应该算是丘林地带。我家周围有名有姓的山包就有一百个,如圆山寨、鼓锣寨、雪花山、碾山寺、乐台寺、中魁山等等。当年红四方面军李先念的部队曾在这些山寨上与国民党部队进行过多次殊死较量,其中著名的中魁山战役后来还拍成了电影。李先念在那次战役中身负重伤,在我爷爷的精心救治下才得以痊愈。

传说从前有一个县官想把县城迁到我的家乡来,条件是必须要有一百个山寨。他亲自站在圆山寨顶上左数右数只有九十九个,原来却把脚下的圆山寨数掉了。后来红四方面军却千真万确地在这里设置了长池县,叫苏维埃红色政权。

圆山寨西南方向两公里处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大坟陵,叫作石马坟,也就是我家的祖坟。一九九二年五月,我在北京荣幸地见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时,他还多次提到石马坟。李主席对当年在我家乡的那一段经历真是刻骨铭心,在哪个山包包上打个仗,在哪个河沟沟里洗过澡,我家门前有条河叫平桥河,平桥河对面是陈家湾,陈家湾过去是仰伴坡……。

李主席非凡的记忆惊得我目瞪口呆。

我认真考查过我家的祖坟,从祖坟碑文上记载来看,我的祖辈们很是值得炫耀。从大清康、乾年间算起,先后一共出了两个状元,四个进士、八个举人、秀才更是多得无计其数。其中还出了三个高官;一位是乾隆年间官至宰相,但不知何故一天也没有上过任,长期过着隐居生活,死后他的同窗好友云南巡抚大人亲自为他立了牌坊。另一位是嘉靖皇帝的师爷,还有一位是重庆府的知府,其余都是县官州官。我爷爷的爷爷还是清未曲治县的县太爷,但到了爷爷那一辈人时运便开始倒流。爷爷四弟兄出了三个败家子,爷爷好歹还是一位秀才。但他却厌恶官场,放弃仕途学医,学到了一身好医术,方圆几百里的百姓都上门求医治病。

我爷爷一共养育了六个儿子,老大从商,老二开染房、老三学问高本事大最受爷爷宠爱,便把全部医术传给了他。老四、老五(我的父亲)和老六没有文化,便老老实实种田务农。我母亲娘家也是自耕自足的普通农民,虽说不上是什么大家闰秀,但她却聪明伶俐、知书达理,温柔贤惠,还特别精通针线、善理家务。加上她人也长得漂亮,深受父亲喜爱。听母亲讲她十八岁嫁给父亲,结婚不到半年爷爷就把五个儿子各自分到一边过日子,分家的原因主要是三叔捣的鬼,爷爷奶奶自然跟着三叔过。听母亲讲分家时只分给了我家两间房子两只碗,两把锄头一亩地。父亲睡在床上为爷爷对他不公平哭了一整天,后来在母亲心平气和的劝导下才打起精神过日子。一亩田地哪够种,父亲大部分时间给人家当长工打短工,后来干脆外出当背二哥(解放前没有公路汽车,背二哥便成了川北陕南地区长途返运的主要工具)。把川北的桐油背到陕西的宝鸡和汉中,然后再把汉中的草纸背回川北,往返行程一千多公里。父亲体格健壮,力大无穷,据说能背二百多斤桐油翻秦岭到潼关。背二哥日晒雨淋,餐风露宿,沿途道路凶险,稍有不慎便有掉下万丈深渊的危险,生活艰苦之程度自然不必细说。更可怕的是沿途经常有土匪强盗出没,轻者只是劫了你的财物,重者连性命都难保。有一回父亲在去汉中的途中遇到一伙土匪,抢了他的财物不算,连身上的衣服都给拔了,只穿着一条短裤逃脱了性命。之后我母亲再也不让父亲干那种与魔鬼打交道的苦差事,在二叔开的染房里当帮工。

 

 

一九三二年冬天,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在川北地区的通、南、巴三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红三十军李先念的部队驻扎的我的家乡,我家大院里大约住了一个排。红军刚要入川时,国民党对川陕一带的广大群众进行反动宣传,大肆诬蔑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由于受反动宣传的影响,除我们一家和爷爷奶奶外,其他五个叔伯全部拖家带口地远逃他乡。红军来了之后,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可怕,部队是铁的纪律,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和蔼可亲。开初红军战士睡在房前屋后,后来在父母亲的再三劝说下才住进屋里。红军要用什么家具也非常礼貌地事先打招呼,从不随便乱动。而且还主动帮父亲母亲干农活做家务。比如耕田种地,挑水、劈柴、碾米、扫地等等。

混熟了红军排长开玩笑地问父亲母亲道:“老乡,别人都害怕我们四处躲藏,你们为啥不跑?”

父亲笑着说:“我们家穷得连贼娃子(小偷)都不愿登门,只有几件旧家具,不管红军白军,谁要谁拿去就是了,又不是地主老财,干啥子要跑呢?”

李先念的部队在中魁山与国民党刘存厚的部队进行着一场生死较量,那一仗打得异常残酷,虽然红军最后胜了,但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就连李先念本人也身负重伤。红军医院就设在我家大院的堂屋里,战斗最激烈的那几天,伤员每天源源不断地从战场上抬下来,屋里安置不下,屋外阶沿上,院坝里全部躺满了伤病员。我父亲参加了担架队,白天黑夜不停地运送红军伤员,运送粮食和弹药。由于伤病员太多,红军医院的医护人员远远不够,爷爷本来医术高明,这阵正好派上用场,身负重伤的李先念是在爷爷的精心救治下才得以康复的。母亲和村子里没有跑的妇女自觉组织起来,为伤病员擦洗伤口、换药和洗血衣绷带。

红四方面军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迅猛扩展到三十多个县,面积达到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让一千多万穷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红军队伍也由刚入川时的四个师一万多人扩充为五个军,一个妇女独立师,总兵力达到十万人之众。先后粉碎了国民党数百万大军的五次围剿,共歼敌一百多万。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打得川军闻风丧胆,草木皆兵,极大地重创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同时也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成功地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倒在了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这块土地,换来了人民的翻身解放,换来了人民的幸福生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永远也忘不了红四方面军的丰功伟绩。然而由于受张国焘左倾路线的影响,红四方面军也给川陕根据地人民造成了许多灾难,首先表现在肃反扩大化方面,偏听偏信,无缘无故地错杀了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那些英勇善战的红军战士,他们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不明不白地成了张国焘的冤死鬼。听父亲讲张国焘左倾路线害死人,他们经常穿着便衣背着东西,在山道上或十字路口扮成走累了的商人坐在那里休息,专等那些过路百姓套话,问人家红军好还是白军好?如遇到地主老财那一条线的或受红军冤枉了的肯定会说白军好,红军便衣二话不说,当场将这些人就地处决,在路边挖个坑随便埋了。在这非常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也经常化妆便衣,或直接穿着红军服装,同样用这种手段套老百姓的话,穷苦百姓一见到红军自然要说红军好,结果是话刚落地人头也跟着落了地。究竟谁是红军,谁是白军,到底该说红军好还是白军好,老百姓终日诚惶诚恐,谈虎色变、人人自危。人们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出门,出了门也只能装哑巴,不敢轻易说话。父亲对我讲过他亲眼目睹的两件事:有一次他上山打柴在回家的山道上碰见了四个便衣拦住了他,还非常热情地递给他一支烟,十分和气地问他:“老乡,你说说看,红军好还是白军好?”

我父亲当背二哥见过世面,他装成老实巴交地样子,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是一个本份的农民,只会种地,从不出门,也不晓得哪个好哪个不好”。

四个便衣审视了父亲好一阵,最后看不出什么破绽便悻悻地离去。

另一件事却发生在我家对面的陈家大院里。有一天两个红军战士背着冲锋枪到陈家大院子执行公务,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跑过去羡慕地用小手摸着红军战士的枪,红军战士笑容可掬地问那小孩道:

“小朋友,你家有没有这玩意儿?”

 “叔叔,我家有,还有好几支呢!” 小孩爽快地答道。

“小朋友,能带我们到你家看看吗?”两个红军战士欢欣若狂。

那小孩高兴地点点头,带着两个战士飞快地往他家里跑去。

快到家门口时小孩便大声叫喊:“爹,快把枪拿出来给红军叔叔看看。”

小孩子的爹从屋里答应了一声,小孩便对两个红军说:“叔叔,你们自己去吧,我要找小牛哥哥耍去。”小孩一溜烟地跑了。

两个红军战士被小孩父亲热情地迎进家里,不大功夫便取来了小孩儿说的那种武器,原来是一节竹筒,上面也像红军战士手中冲锋枪枪管那样有许多小孔。

红军战士疑惑地问道:“老乡,就这玩意儿?”

小孩爹笑着说:“同志,我们这一带的跳蚤特别多,人和性畜都深受其害,我们就想出这种办法来收拾那狗日的,家家户户好几支呢。你们若需要,我可以发动乡亲们做。其实简单得很,用一节竹管,上面钻若干个小孔,里面放一些用红苕酿的苕糖,然后放进被窝里,跳蚤儿经不住苕糖气味的诱惑,从这些小孔里钻进去后,便被粘糊糊的苕糖给粘住跑不掉了。”

两个红军战士半信半疑地走了。

到了晚上掌灯时分,大约有一个排的红军突然包围了那小孩的家,勒令小孩的父亲主动将枪交出来。

小孩一家吓得魂飞天外,一个个哆嗦着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红军排长下令大搜查,几十个战士立即来了个底朝天,折腾了大半夜,结果一无所获。红军还不罢休,最后在陈家湾的大院坝里烧起大火,将小孩父亲的衣服拔光,由几个红军战士架着放在火上烤,企图用这种刑法逼小孩父亲招供,据说将人油都烤出来了。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令人毛骨悚然,就连十里路以外的人都能听见,最后将人活活烤死方才罢休。后来村儿里的大人只要一提起这件事,吓唬得那些不听话的小孩都不敢夜哭。

一九三五年春,国民党重新组织了百万大军将对红四方面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正在这时候,危机四伏的中央红军终于突破乌江天险,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前堵后追,快速向四川挺进。张国焘说是为了策应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实则也害怕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围剿,作出放弃川陕根据地,倾巢北上的决定。并下令将带不走的粮食全部烧掉,不能将半点留给敌人。听父亲讲,红军将大米堆成像一座小山,然后浇上煤油点火焚烧,乡亲们站在远处看见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粮食被这样白白地遭踏了,一个个急得跺脚痛哭。

 

 

红四方面军大撤退时,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也全部带走,只留下不到一个团的兵力继续在大巴山区打游击。红军前脚刚走,白军后脚就到。还有当年被红军打得四处溃逃的各种地主武装,以及形形色色的土匪和地痞流氓纷纷卷土重来,他们怀着十倍地仇恨,见东西就抢、见男人就杀、见女人就奸(老幼均不能幸免)、见房子就烧,对根据地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和醒血屠杀。特别是那些没来得及跟红军大部队走的苏维埃干部,红军亲属、以及给红军抬过担架,送过军粮、办过实事的进步群众首当遇害。野蛮的反动派和地主武装对这些人采取“点天灯”(将人五花大梆捆在柱子上,将头顶钻一个洞,然后插上一支蜡烛、活活将人折磨死),“弹泥丸”(把人五花大梆押在山岩上,将小树弯过来断头削尖插进肛门,然后一松手将那人弹出几十米远,活活摔死。如果是女人采取这种刑法,先是成班成排甚至成连地进行当众轮奸,奸完之后再将树尖插进阴道,最后与男人们一样惨死),还有挖目砍手,开膛剖肚、五牛奔尸等上百种推残根据地人民的野蛮手段。一时间,整个大巴山区是乌云弥布、腥风血雨、尸体成山,血流成河。凡是红军重点驻扎过的乡和村子,这会儿都变成了重灾区。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些地方实行三光政策,即抢光、杀光、烧光;许许多多的村和乡都没有留下一个活口,方圆几十里竞成了荒无人烟的无人区。

我爷爷是一位开明人士,加上他平时广施医德,治病救人,深受方圆几百里各阶层的人们爱戴。由于没人检举爷爷和父亲为红军办过事,还乡团没有证据也就落过顺手人情,不但没有伤害爷爷和我们全家,就连整个村儿里的百姓都幸免于难。不久,我的几个叔伯婶娘们又相继拖家带口地返回家园。二叔继续开他的染房,三叔照旧开他的药店,父亲和其他几个叔伯依然种田,各自过着相对平静地生活。

四年之后,我的三叔摇身一变成了保长,还娶了一位年青的小老婆。他成天骑着一头大白马,在全幅武装的保丁护送下,到处耀武扬威,鱼食乡邻。爷爷开初还教训过三叔几次,父亲和其他几个叔叔也十分反感,可三叔非但没有收俭,反而对父亲和其他几个叔叔怀恨在心,他好几次威协爷爷和父亲道:“你们几爷子要把我惹毛了,我就把你们通红匪的事报告国军,让李旅长把你们拉去点天灯!”

三叔所说的李旅长是国民党驻扎在陕西直系289旅旅长李子猷,此人五十多岁,老奸巨滑,足智多谋,有人恭维他“小诸葛”。话还得从四年之前说起,当时红四方面军撤退时从各种部队抽调拼凑了将近一个团的兵力组成独立团,由中心县委书记刘子才担任这个团的团长。据说红军大部队临走时,徐向前总指挥拉着刘子才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在这里要好好守留阵地,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斗争,等候我们回来。大部队不在了,打得赢是你们,打不赢也是你们了!”

红四方面军撤走后,刘子才严重违背徐总指挥要他守留阵地的战略意图,很快便招兵买马,将独立团扩充为独立师。刘子才原是红四方面军36团团长,长期在正面战场上冲锋陷阵,哪习惯在这崇山峻岭里与敌人捉迷藏?于是他便犯了兵家之大忌,强行将部队从大巴山里直接拉到汉中去与国民党的正规军打硬仗、拼消耗。前后不到半年时间,独立师便所剩无几。在最后一次恶战中,由独立师二营营长赵明恩率残部杀出重围,历经艰险重新回到大巴山上。一清点人数,原来的三千多人只剩下四十多号人了。独立师党委召开紧急会议,集中火力批判了刘子才所犯严重的左倾错误,宣布撤消他师长职务,到炊事班做饭。大会一致决定整编部队,将独立师改为巴山游击队,以一个营的建制,由赵明恩担任营长。将党委改为党支部,由赵明恩兼任支部书记。

赵明恩原属川东游击队王维舟的部下,由于长期从事地下活动,对打游击他是颇有经验。再加之他精读过“三国演义”,依葫芦画瓢,完全按照当年诸葛亮治军的那一套让巴山游击队重振旗鼓,很快便发展到七百多人,在大巴山的崇山峻岭里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赵明恩的游击队不仅与人民群众建了深厚的鱼水关系,而且还善于与周边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地方武装搞好统战关系,并建立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君子协议,在很长一段时间彼此相安无事,为巴山游击队的发展与壮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赵明恩在巴山游击队所在地桃圆重镇成立了厘金局(相当现在的外贸局或商业局)大力发展经济,以极大的优惠政策和武装保护措施,吸引川北、陕南的商人到那里经商做买卖,生意做得十分火红。父亲帮二叔经常到游击队大本营贩布,跟赵明恩和刘子才都混熟了。

此时国共已经开始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开赴前线抗日。可是蒋介石死活不承认巴山游击队,诬蔑是土匪,连连下令剿灭。赵明恩带领英勇的巴山游击队在崇山峻岭中与前来围剿的敌人巧妙周旋,昼伏夜出、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前后共粉碎敌人大大小小数百次围剿,打死打伤敌人数千余众,川北、陕南一带的地方武装一提起赵明恩的名字便闻风丧胆,根本就不敢跟游击队打照面。国民党只好派正规军进剿,但在大巴山那茫茫的原始森林里,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找不见,然而游击队却利用复杂而又熟悉的地形,在暗处不断地偷袭敌人,加之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随时通风报信和补充粮食弹药。敌人是正规部队,哪经得起这种长时间的蘑菇战,往往还没有与游击队正面交锋,便损兵折将,接二连三地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国民党却并不心甘失败,抽调驻防陕西的精锐部队289旅限期剿灭巴山游击队。289旅兵力多达七千多人,加上配合行动的地方武装总共一万多人,无远远高出巴山游击队十多倍。敌人数量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李子猷这个老贼把巴山游击队比作鱼,把周围的老百姓比作水;他要采取放水捉鱼的战术,把方圆数十里的老百姓全部赶下山,与巴山游击队彻底隔绝。然后对游击队实行拉网式的铁壁合围,待游击队弹尽粮绝时,李子猷又派若干小股部队钻进深山赶鱼碰网。英勇的巴山游击队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斗争,由于交通站和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全部破坏,又断绝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弹药、粮食和衣服成了严重问题。此时正值数九寒天,游击队战士还身穿夏天的单衣抵抗零下十多度的严寒。饿了啃树皮,喝了吃把雪,困了雪地上睡。大部份游击队战士不是与敌人交战而牺牲,而是在这极其恶劣的环境里冻饿而死。在这最关键的节骨眼上,巴山游击队一位副大队长又叛变投敌,充当敌人的鹰犬,因为他全部掌握了巴山游击队秘密宿营地和行动规律,游击队走到哪敌人跟到哪,最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寡不敌众,除赵明恩、刘子才等极少数几个人突围脱险外,近千名游击队战士全部壮烈牺牲。赵明恩带着他的贴身警卫员突出重围后,原计划返回老家达县拉队伍,重新组建巴山游击队。然而平时跟他最亲近的警卫员杨芝芳经受不起考验,认为游击队大势已去,便在突围后的第三天半夜里对赵明恩下了毒手,割下了他的头颅向敌人邀功请赏。

刘子才单枪匹马地逃出重围,步行三百多里碾转潜伏到我的家乡,躲藏在原巴山游击队一位游击队员家里,以帮工织布的身份掩人耳目。这位游击队员姓朱,是一年前赵明恩派遣他回到家乡当地下交通站长。半年之后,刘子才以为风声已过,便派姓朱的到县城打探消息,准备收集旧部,东山在起。那知姓朱的在县城一露面,很快便被杨芝芳认了出来。此时杨芝芳已被李子猷提升为特务连连长,其任务是专门逮捕漏网在逃的巴山游击队成员。杨芝芳带人不露声色地跟踪,轻而易举地抓获了刘子才和姓朱的游击队员。行刑这天正逢赶集,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赶来为刘子才送行,真可谓人山人海,把个刑场围得水泄不通。刑场设在禹王宫的戏台上,刘子才和姓朱的游击队员分别被梆在戏台两边柱子上。刘子才的目光在茫茫人海中竟认出了父亲,还笑眯眯地向父亲点了点头。行刑前,刘子才慷慨激昂地向老百姓进行演讲:

“乡亲们,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别看反动派的气烟暂时嚣张,但迟早是要灭亡的。请大家相信我们的革命一定会成功,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新世界一定会到来。我刘子才是一个犯过大错的人,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为此我遗恨终身。乡亲们,永别了,我刘子才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人群里不少人失声痛哭,就连我父这样的刚烈汉子也流下了难过的眼泪。有人还情不自禁地跟着刘子才呼起口号,荷枪实弹的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威胁着呼口号的人,刑场一片大乱。敌人害怕老百姓劫法场,便提前下令行刑。刽子手刀起头落,刘子才和姓朱的游击队员倒在血泊中。

当天深夜,父亲带着几个胆子大的乡亲,冒着生命危险将刘子才的尸体偷出来埋藏在后山脚下的一个大树洞里。

历时四年之久的巴山游击队,至此彻底不复存在了!

 

 

到了一九四二年,我已经有了一个五岁的大哥和两岁的二哥。父亲还是以帮长工打短工为主,家中那一点儿田地就交给母亲慢慢经营。母亲是一个勤劳而又善于持家的人,尽管收成十分有限,但在她的合理安排下,虽然吃不饱,但也饿不死。这一年,抗日战争进入了国家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在蒋委员长“抗日不分先后,有钱出钱,无钱出力”的号召下,大后方人民咬紧牙关,拴紧裤带,不惜一切代价地支援着前线抗战,这本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国民党的地方官员却打着抗日的旗号,大发国难财。三叔家的药店生意本来就好,再加之他那保长的身份,到处派粮派款、敲诈勒索,从中渔利,家里简直肥得流油。他原本就有一个长得不错的老婆,如今又娶上一位如花似玉的小老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三叔不仅对乡邻心狠手毒,而且对手足弟兄照样六亲不认。听我母亲讲,这年大哥生病在三叔的药店抓药欠了钱,到了年三十这天,三叔满脸杀气地打上门来逼账,因父母亲实再拿不出钱来,狠心的三叔便把母亲喂的一头架子猪强行拖去抵账。我们一家人抱头哭成一团,三叔一家却鞭炮齐鸣,欢天喜地吃年饭了。三叔端着一碗大肉站在他家门口,扯起嗓子吼了两句川剧高腔:

“有钱人过大年,莫钱人光眼看!”

我父亲实再忍受不了这种侮辱,抓起一把锄头要冲出去与三叔拼命,却被母亲死死按住,并以好言相劝才平息了父亲的怒火。

这还不算,更倒霉的事情还在后头。

由于前方战事吃紧,伤亡惨重,后方得迅速补充兵力。按国民党政府的规定是三丁抽二,两丁抽一、独子不当兵。可到了下面就大变了样,乡长保长串通一气,那些三丁两丁的人家,只要缴上一笔钱便可免除兵役,没有钱的穷苦百姓,哪怕就是独子也要抓去当兵。上面有具体规定,每个乡每年必须完成多少壮丁任务,每个壮丁都有为数不少的奖励,乡长便将壮丁指标分摊到每一个保里。为了完成任务领赏,那些如狼似虎的保、甲长们,便带着荷枪实弹的警丁拿着绳子,挨家挨户,或者守候在十字路口擒拿,连十几岁的小孩子和五六十岁的老头儿都不放过,这就是老百姓讲的抓壮丁。穷苦老百姓没钱给乡长保长敬贡,惹不起但躲得起。于是村儿里的青壮年有的投亲靠友,有的逃离他乡,不少村变成了寡妇村,几十里远都看不见一个青年男子。三叔完不成乡里交给他的壮丁任务,便把眼光恶毒地盯在父亲和幺叔身上。他并不公开出面抓,而是与乡政府事先策划好,但几回几次都被父亲和幺叔侥幸逃脱。父亲和幺叔晚上不敢在家睡觉,只好抱着被子躲在古坟里。每天提心吊胆,防不胜防。一天中午,父亲在河边一块水田里劳作,十几个全幅武装的国民党警丁突然从天而降,把父亲堵在田埂上,形成天罗地网,只好束手就擒。

待母亲得到音讯后,父亲已被五花大梆地押往乡政府去了。

母亲急得嚎啕大哭,找到三叔求情道:“他三叔,求你到乡上说说情,把孩子他爹放了吧!”

三叔翘着二郎腿,慢条斯礼地喝着盖碗茶,阴阳怪气地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人都抓走球了,我去说情又有啥子用?再说这当兵抗日也是一件光荣的事,咱们家六弟兄也该去一个吧?”

我爷爷气得指着三叔的鼻子大骂:“狼心狗肺的东西,原来是你设的圈套!既然抗日光荣,你为啥子不去?狗日的,你要不把老五给我要回来,老子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三叔冷笑道:“反正你有这么多儿子,也不缺少我一个!”

爷爷重重地一烟杆砸在三叔的头上。

 

 

母亲哭哭啼啼地赶到乡政府时天都快黑了。

一打听,父亲等上百名壮丁被统一编入刘湘的部队,两小时以前就开拔了。先步行到广元,然后再坐汽车送往前线。

母亲如雷轰顶,二话没说便连夜朝着广元方向追赶。

我家到广元大约有四百多里,其中要翻越一座名叫南山垭的大山,上山五十里,下山五十里。也就是说要走一百里山路,到了旺苍县境内才是平坦大道。当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母亲迈着一双小脚,在崎岖的山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跑着。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一时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一个柔弱的妇道人家,深更半夜竟敢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行走。远处传来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野狼嚎叫,她浑身顿时吓出冷汗。她早就听父亲说过,这大山里有黑熊虎豹,山道上随时有土匪出没。可这会儿什么都顾不上了,无论如何也要在天亮以前追上父亲。

突然刮起一阵阵大风,山林里松涛怒吼,犹如千万个妖魔鬼怪向她迎面扑来。一道闪电撕破了黑沉沉的夜暮,一串惊天动地的巨雷在她头顶炸响,整个大地都在颤抖。紧接着下起瓢泼大雨,豆大的雨点打在树叶上刷刷作响。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大雨浇成了落汤鸡。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到哪里去找躲雨的地方?幸好这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一顿饭的功夫,便雨过天晴。神奇地是那场暴风雨赶跑了满天乌云,竟然露出一轮浩月当空,照亮了整个大森林,也照亮了母亲脚下的山间小路。

天亮时分,母亲终于追上了父亲。

一百多号壮丁两人一伍,用绳子拴成长长的一串。

押送人员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大约有三十多号人。其中一个刀疤脸、络缌胡的家伙可能是个当官的。原来大雨将至时,壮丁队伍恰好遇到路边有一个能容纳数百人的大岩洞,刀疤脸便下令队伍住在岩洞里躲雨过夜,等天亮之后再走。

母亲得感谢那场暴风雨,否则她是无能如何也追赶不上队伍的。

披头散发,一身泥水的母亲不顾凶神恶刹的匪兵阻拦,在队伍里挨个儿地寻找,终于在队伍中间找到了父亲。此时天不怕地不怕的母亲扑上去死死地抱住父亲,一边哭一边动手要解他身上的绳子。几个匪兵端着刺刀冲上来,大声吆喝母亲赶紧松手,不然就用刺刀通了她。刀疤脸走过来,用一口正中的陕西话恶狠狠地喝斥母亲道:

“哪里钻出来的疯婆娘敢在这里胡捣蛮缠?他是你的什么人呐?”

“长官,他是我男人何朗书。”

“好哇,你男人当兵上前线,抗日光荣嘛!”

“长官,他不是自愿的。是他那狼心狗肺的三哥设下的圈套,陷害他的。”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说明你们三哥思想进步,主动送弟弟上前线保家卫国,怎么能说是陷害你们呢?”

“长官,你不晓得,他三哥身为保长,不秉公办事,借以抽丁为名,到处敲诈勒索,大发国难财。有钱的只要给他缴了钱就免除兵股,没钱的哪怕是独子他也强行抓去当兵,为了向上头交差,就连他的亲兄弟都下了毒手。老总,求求你放了他吧,我们还有两个才几岁的小娃儿,他走了,我怎么养得活啊!鸣鸣——”母亲又放声大哭起来。

队伍里一片哗然,不少人大声咒骂三叔不是东西,天下竟还有这般六亲不认的家伙。

“不中!这日本人都快打到陕西潼关了,如果谁他妈都不去当兵,难道就眼睁睁地等着当亡国奴嘛?”刀疤脸杀气腾腾地吼道。

“老总,既然你不放我男人,我一个人在家也没法活了。我也跟你们去,他走到哪我跟到哪。”母亲给父亲递了一个眼神。

“杨永福你疯啦?两个娃儿那么小,再说你一个女人家,跟着队伍多不方便。别挂牵我,赶紧回家吧!”父亲没有领会到母亲的眼神啥子意思,生气地吆喝母亲赶紧离开这危险之地。

“他妈的,老子堂堂一个营长都不能带家属,他一个小壮丁连军装都还没有穿,你就想随军了?美得你!”刀疤脸洒笑着蹊落母亲道。

“老总,你就让我跟你们走吧!我可以给你煮饭,照顾伤兵。”母亲狠狠瞪了父亲一眼。

父亲终于明白了聪明的母亲是在要什么花招,便低下头一声不吭了。

刀疤脸不知是默许了还是有其他什么用意,也没再说什么,只下令队伍出发。

“嚓嚓嚓”,长长的队伍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快速行进着。

平常母亲是村儿里有名的大美人儿,可这阵却披头散发,满脸满身都是泥沙,简直像一个女疯子,押解壮丁队伍的匪兵们谁也不会注视她。装得可怜巴巴的母亲紧紧靠着父亲走,然而她却利用弯路作掩护,偷偷地用牙齿咬着父亲身上的绳子,匪兵们不往这边瞧,身边的壮丁们也不知是出于对母亲的遭遇同情,还是对她的真情所动,一个个都假装不看见。大约过了两个时辰,母亲终于咬断了父亲身上的绳子,可她满嘴满脸都是血,样子十分可怕。当队伍过一个S急弯时,母亲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抱住父亲猛地滚下了山岩。

匪兵们发现父母亲逃跑,刀疤脸只下令朝山岩下放了一阵枪,却并没派人下去追赶。也许是他认为父母跳下这么高的山岩,不是摔死就是被他们的乱枪打死,或许是刀疤脸有意放父母一条生路?

父母命大,被半山腰一簇葛藤拦住幸免于难。要是跌进深谷,怕早就粉身碎骨了。然而母亲却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之跳岩时的紧张和惊吓,这阵晕死在父亲的怀里。父亲多多少少地从爷爷那里学了一点医术,他通过点血位、掐人中的办法把母亲救醒。又过了好几个时辰,父亲判断匪兵们的的确确地走远了,才背着母亲一步一步地爬上山岩,躲在一个山洞里,他跑到山林里采了些野果让母亲充饥。一直等天黑了,月亮出来了,父亲才又背着母亲回到了家里。

父母回家后不敢久呆,害怕再次遭到三叔暗算,急急忙忙收拾好东西,带着我大哥二哥,连夜逃回母亲娘家躲难去了。

 

 

父母亲在外婆家一呆便是八年,直到解放后才又拖儿带女回到家乡。

这时候我又多了一个姐姐,听母亲讲她在解放前一共生了五男一女,由于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太差,只存活了大哥、二哥和姐姐三个。此时大哥十三岁,二哥十一岁、姐姐还不到两岁。

咱们家的房屋已被三叔遭蹋得实际上只剩下一副房架子了。父母亲走后不久,三叔便把咱家设置成住院部,几年后又当成牛圈养起牛来。原先用上好的柏树木板装饰的墙壁,如今被折得四壁一空,满屋的牛屎马粪,嗅气熏天。刚解放时,因三叔在解放前没有直接命案,加之穷苦百姓胆小怕事,谁也不敢检举揭发,所以政府暂时没有理会他。这阵他不再是保长了,但他的势力依然很大,不仅外人不敢惹,父母亲照常还得躲着他。父母亲不敢找三叔论理,只好忍气吞声地将屋子里的粪便打扫干净,自己动手用竹条编成篱笆墙,然后抹上一层浠泥,当地又叫做泥巴墙。爷爷已经死了多年,奶奶也双目失了明。听三叔说爷爷是得了伤寒病不冶身亡,但瞎眼奶奶却悄悄告诉父亲,三叔禽兽不如,他每天与大娘子、小娘子花天酒地,只给爷爷奶奶吃些残汤剩饭,再后来干脆把两个老人一脚踹到半边,只给很少一点粮食,奶奶只好每天挖野菜拌着粮食充饥度日。爷爷每天喊起三叔的小名咒他不得好死,一气之下卧床不起,三叔既不给爷爷治病又不给吃,实际上是病饿而死。爷爷死后,三叔对奶奶照样忤孽,奶奶终日啼哭落泪,导致双目失明。

父母收留了瞎眼奶奶,母亲不计较奶奶早些年嫌贫爱富,对她的种种不好,反而加倍孝顺,每天为她端屎倒尿,洗衣喂饭,直感动得奶奶老泪横流,嗯咽着说母亲是好人,好人终有好报。

父母亲除了种好那点田地外,还购置了一台织布机开始织布。母亲在娘家时就是一位织布能手,便很快教会了父亲和两个哥哥纺线、织布的全过程技术。白天母亲全天在家织布,大哥跟父亲下地干活,二哥放牛割草,到了晚上全家老小一齐上阵。纺线的纺线,织布的织布,往往要干到深更半夜,如果第二天逢赶集,就要干到通天大亮。那时小镇上兴三天赶一集,父母亲必须要在三天之内织完五丈布背到集市上卖了,然后再买回棉花纺线织布以此巡环,从中嫌一点钱买些粮食添补家中生活。一家老小虽然十分辛苦,但总算吃得饱、穿得暖。

县里工作组进驻咱们乐台村前,可能了解到父母亲当年给红军干过事,思想觉悟高,政治上可靠,便将工作组设在我们家里。很快将父亲培养为积极份子,不久又当选为村长,并很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化成份时,三叔家化为上中农、大叔二叔化为下中农,四叔、幺叔和我们家被化为贫农。

一九五二年我们家乡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我也在这一年降落人间,正好赶上打土豪分田地,好像是给我分了八分水田,五分旱地。在这场运动中父亲表现十分积极,第一件大事是亲自将罪大恶极的三叔送上了审判台,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份子,但终究没有血债,结果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一九五五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化,逐步走向集体化道路。父亲带头创建了全县第一个互助组和高级农业合作社,带领全村人民苦斗了三年,硬是把解放前一个十年九灾的穷村,改变成全县乃至全省的先进示范村。省、地、县每天前来参观、视察、学习取经的人们络以不绝。每天可忙坏了我母亲,不停地烧水接待,这一批人前脚刚打发走,另外一批人后脚马上又到。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父亲就已是全省闻名的劳动模范了。记得他有一次打着赤脚步行三百多里到地区参加劳模大会,感动得地委书记和全体与会人员热泪盈眶。会议结束时地区奖励了他一头大水牛,他把劳动模范的大红花系在牛角上,硬是牵着牛用了七天时间走回村里。

父亲当省劳模时奖了他一套双轮双铧犁,这在当时算是相当先进的农业工具。当全国劳模时他又到北京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大会,受到了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亲切接见,再后来又安排他跑了全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先进地区去参观学习,回来后家乡宣布成立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父亲又当选为第一任社长。从此父亲便成为国家正式全脱产干部,从此他便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几乎不再管咱们这个家了。从此这个家便像一座山一样压在了母亲身上。此时大哥也参加了工作,二哥十二岁还在上小学,姐姐八岁,我五岁,妹妹两岁。家庭分工是这样的:母亲既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要负责给工作队的人做饭。二哥除了上学,还要承包那头大水牛,一早一晚放牛割草。姐姐负责照看妹妹,还要顺便看管我不能乱跑。家里严重缺乏劳动力,每逢生产队分粮食,母亲都只有跟别人说好话帮忙背回家。每天收工后,母亲不但忙着给我们煮饭、洗衣、做家务,而且还承担着给工作队的人做饭的义务。母亲前后一共为父亲生了九个孩子,结果只活下来了五个,其中一个哥哥是在外婆家躲壮丁生的,听说绝顶地聪明,死的时候都快六岁了。十月怀胎不容易,又都长到几岁才死,母亲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反复受到痛苦折磨,再加之解放前家境贫寒,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条件都十分恶劣,母亲致使落下严重的胃病和头晕病。特别是她那胃,热的、凉的、硬的、刺激的一律不能沾,饿了痛、饱了也痛。说痛就痛,一痛起来满铺打滚,喊爹叫娘。有时候深更半夜发作,那凄惨的喊叫声几里路远都听得见,我们几个小姐妹也吓得哇哇叫,二哥就按农村的土办法,用厨房地上的泥(俗称千脚泥)和泡菜罐里的盐水拌成馒头状,然后放在火堆里烧烫,再放到母亲胸口上热激。只要一不痛了,马上又得干家务或上工地干活。父亲一走就是半年甚至七八个月都不回家,好几回母亲当着我们的面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责备父亲:

“你当了社长只是名誉上好听,但给我们家里却带来了什么好处?跟共产党干革命可以不要家,不要婆娘;难道这些娃儿也不要了?我们一家五口人吃饭,就靠我一个病女人挣工分分口粮,你没看见队里那些人,成天冷眉冷眼,指桑骂槐,说我们一家是五保户吃闲饭,有人吃没人做。”

“你别着急,我去找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说说,让他们适当照顾一下。”父亲安慰母亲道。

“你快莫去找,那些黑了心肝烂了肠的家伙,不会像当年那样听你的话了。”

“这些狗日的,我什么地方得罪他们?”

“还不是你搞互助组、高级社那几年工作太认真的缘故。”

“不行!我得明确告诉大队胡支书,你们是人民公社社长的家属,不是地主富农的家属。要是他们再这样对待你们,我就去找区委刘书记,区委刘书记要是不管,我就把老大一起叫回来参加农业生产,老子就不信搞不过那些狗日的。”父亲把桌子上的一只大茶碗抓起狠狠地摔在地上,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

既恨父亲又爱父亲的母亲什么话也不说了,赶紧把家里唯有的一只报明鸡杀了炖给父亲吃。

父亲并没有遵守诺言,不但没有与大哥辞职回家生产,反而很快提拔到另一个人民公社担任党委书记。他这一上任又是整整半年没有回家,等他再次与我们见面时,母亲的肚子已挺得老高老高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一位神圣的英雄,我非常非常地敬重他,同时也像母亲一样既爱他又恨他,恨他的原因主要是长时间不在母亲和我身边。我非常同情母亲,只要她身体不好或心情不好,我都要陪着她掉泪。我从小就学会了劳动,跟姐姐上山打柴、割草、放牛。在母亲生弟弟之前,我跟姐姐打的柴禾堆得像一座小山。母亲生下弟弟不久,大哥终于回来了。大哥参加工作时我还不到三岁,参工后一直没有回过家,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太短,所以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他先在咱们区上放了一段时间的电影,后来又调到另一个区供销社当营业员,听说现在已调到县供销社工作。我第一次见他的模样十分陌生,清瘦的瓜子脸儿,留着长长的偏分头。他这次回家是探亲,碰巧母亲坐月子。他带回来了许多好吃的东西,有些还是从来没有吃过的。他让我叫大哥,我躲得远远地,劫生生地直摇头。他递给我糖块,我也背着手坚决不要。一直过了好几天才跟他混熟,但却还是不肯叫他大哥。

 

 

弟弟出生不久,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公共食堂便在中国的大地上应运而生。具体要求是每个生产队成立一个公共食堂,各家各户必须将家中的粮食全部交公,绝不允许再私自开伙。这一工程实施起来阻力太大,绝大部份社员的思想一时都转不过弯来,父亲动员母亲带头将家中所有粮食一粒不剩地交给了生产队,不久其他人也就跟着行动起来。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这里面大有名堂,生产队里的所有干部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全都私藏了不少粮食,为以后三年自然灾害中不饿肚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就办在我家大院里,头半年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一日三顿白米干饭,让大家敞开肚皮吃。谁知好景不长,慢慢一日三顿干饭变成两顿稀饭,再到后来就只有将谷子和小麦磨成粉,拌大量蔬菜做成粥,每顿大人一木瓢(约一大碗),小孩子小半木瓢(约一小碗)。我们家三个大人四个小孩,在分饭制度上吃了大亏,况且幺叔与我们一家有仇,每顿分饭还要受到更苛刻的对待。幺叔原是邻村大队支部书记,在四清运动中有人举报他有贪污行为,便弄到县上批斗,县上有关部门打电话找父亲证实幺叔是否有贪污行为,父亲毫不犹豫地说了声是,从此便结束了幺叔的政治生命。很快撤职回乡劳动,从此与我家结下深仇大恨,全家老小齐上阵,对我家实行疯狂报复。

在食堂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幺叔却成了主管食堂的事务员,幺婶当炊事员,全队二百多人的饭碗控制在他们俩口子手里。一日两顿饭由他们俩口子负责分发,完全看人说话,关系好的盛锅底干的,跟他们有成见那就惨了。不用说我们一家只能领到幺叔幺婶施舍的几飘照得起人影的清汤寡水,喝下去管不上半个时辰屙上几泡尿,肚子里的食物便荡然无存。

更可恶的是生产队掌握生杀大权的那一伙人,生着法子欺骗像我们家这样老的老小的小,没有劳动力的人家。白天两顿照得起人影的稀粥,晚上却组织有劳力的社员出夜工,食堂便安排一顿很干的大米粥和大饼,取名夜工饭。我们家中无人可出夜工,自然也就享受不成夜工饭了。七岁的我便跟十岁的姐姐商量好,晚上也去参加劳动领份夜工饭。记得有天晚上生产队组织有劳力的社员折房子当柴火烧,我便跟姐姐混进劳动人群,两人抬着一根木棒来回奔跑,活儿没少干,可领饭时却遭到幺叔幺婶一顿臭骂,在别人说情下才极不情愿地给了我和姐姐一碗稀饭,大饼却坚决不给。

我和姐姐连忙将这碗粥带回家,弟弟妹妹欢天喜地围过来,一家老小怎么吃呢?我便让姐姐生火,我去水井边扯点水芹菜(一种野生植物)把那碗粥多加水煮,每人便可吃上一碗。

刚才还有一轮弯月,这阵突然消失了,天变得一片漆黑。

我摸黑来到水井边,摸黑胡乱扯着水芹菜,一不小心掉进水井里。水井里的水虽然不深,但井沿却高不可攀,我经过种种努力都无法爬上井面,只好站在水井里,等待姐姐来救我。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姐姐终于打着火把来到水井边,一看不见我的踪影,便焦急地大声呼喊我在哪里,我便在井中大声应答,姐姐闻声举起火把照看,急忙扔下火把,双手将我拉了起来。我一身水淋淋的,冻得浑身发抖。姐姐一把将我抱在怀里放声大哭,受她影响我也跟着大哭起来。

远处传来几声鸡啼,天快亮了。

鉴于家中这种状况,为了照顾一家老小,父亲只好违心地做出让二哥提前结婚的决定。当时二哥才满十七岁,正在读初中二年级。记得把二嫂接进家门那天二哥还没放学,母亲连续央求了三拔人去催他回家拜堂,直到天快黑了的时候二哥才赶回家,与二嫂举行了一个极其简单的结婚仪式。从定亲到结婚二哥与二嫂总共只见过三次面,扯结婚证时他才发觉现在的二嫂不是他的意中人,想要抗婚已是不可能的事情,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不争的现实。新婚第二天二哥上学便再不回家,像躲壮丁一样躲着二嫂。二嫂独守空房低头落泪,母亲大惑不解,亲自跑到学校去找二哥问个究竟,二哥说他上幺老汉儿(幺叔)的当了。母亲问他是咋回事,二哥此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母亲再三追问下才道出原委。原来相亲时二哥看中的是二嫂的嫂子,漂亮得令他心旷神怡,介绍人幺叔问二哥喜不喜欢那姑娘,二哥自然喜欢得像鸡啄米一样点头。哪知扯结婚证时才发现换了人,他心中惊呼上当受骗,中了幺叔的调包计,也就是说是用二嫂的嫂子打样子骗过了他。但生米已做成熟饭,况且又无证据,只好打碎牙往肚里咽。但二嫂却遭到冷落,二哥平时放学不回家,礼拜天也要母亲把他往家拖。其实二嫂长得也不错,身材高大,五官端正,皮肤白嫩,只是一幅病怏怏的身体,加上又遭到二哥如此冷遇,每天愁眉苦脸,懒洋无气的样子,除了参加集体劳动,回到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显然是在闹情绪,根本达不到要她进门照顾母亲和我们几个小兄妹的目的。半年之后学校知道了二哥已结婚的真像(据说又是幺叔告的密),学校便令其退学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从此便断送了二哥的学业,也断送了他的大好前程。从此他便把满腔仇恨洒在幺叔和二嫂身上,在后来与幺叔一家长达数年之久的矛盾对抗中,这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家中本来就是困难户,按理有了二哥二嫂两个劳动力会大有好转,然而却事与愿违,俩口子形同陌生人甚至仇人,不说话、不同居,不在一起过夫妻生活,而且还三天打两头地打闹。二哥经常扯起嗓子骂大街:

“你个孬婆娘,跟那个孬杂种(实指幺叔)串通起来,让你嫂嫂那个发瘟的婆娘欺骗老子……”

“放你妈的屁!当初你的眼睛被裤裆给蒙住了?”软弱的二嫂却还报以更恶毒的回骂。

病怏怏的二嫂为什么敢跟脾气暴烈的二哥对抗呢,原来有幺叔幺婶背后给她打气撑腰,也就是说俩口子打架很多时候还是幺叔幺婶挑拨起来的。

二哥每天不仅仅只跟二嫂闹矛盾,而且还要时刻面对幺叔一家子暴风骤雨般地攻击。这一家子兵强马壮,人多势众,一有战争便全家总动员,甚至大打出手。软弱母亲只能流泪,我们几个小兄妹在这种强阵势面前早吓得屁滚尿流,只靠二哥单枪匹马应对十多个男女老少的攻击,往往寡不敌众。

为了摆脱不公的命运和恶劣环境,二哥想到了外出工作。那时候一个初中生在农村可算是知识份子了,按理都会安排工作,却因家庭严重缺乏劳动力,父亲才把他死摁在家中。为了与命运抗争,二哥曾偷偷跑到县里一家工厂参了工,但后来还是被父亲派了两个民兵把他强行押了回去。后来还有好几次参工的好机会,但终究被父亲阻止了。一提起这事,至今二哥心中还耿耿于怀。他是为了支持父亲和大哥的革命事业,为了照顾母亲和兄弟姐妹,为了支撑这个贫困到极点的家而牺牲了他的一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二哥并没为父母对他的不公而记恨他们,而是深明大义,充分理解当时父母的处境,对父母反而百般孝顺。特别是父亲病危回到老家农村的日子里,是二哥没日没夜地伺候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家中本来就贫苦,俩口子关系不好就更是雪上加霜。结婚七年间从没过一天幸福生活,直到六六年生了孩子后才有了转机。二哥二嫂的婚姻充满了悲剧色彩,他俩都是包办婚姻的不幸者,好在八年之后俩口子能重归于好。二哥是好人,好人必有好报,他的儿女们都有出息,且又孝顺有加,俩口子后半生和睦相处,而今已儿孙满常,在老家幸福地安度晚年。我这颗长期内疚的心,总算有了些安慰。

 

                         

不久公共食堂便结束了,但我家的生活状况并没为此而得到改观。我家是一个贫穷的无底洞,长期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往往大年一过,家里剩下的粮食就不多了。到了二、三月份春耕繁忙季节直接就揭不开锅了。只有眼巴巴地指望着国家的救济粮,可生产队的困难户又不止我们一家,再说我家跟生产队那帮干部积怨太深,巴不得把我们全家都饿死才好呢!在经过他们精心策划的民主评议救济粮的社员大会上,生产队长带头像当年斗争恶霸地主那样对我家进行了口诛笔伐,万炮齐轰。我家的主要罪状是吃闲饭的人多,参加集体劳动的人少,每年要欠生产队几千个工分。斗去斗来,最后分到我家手中也就那么几十斤大米。在会场忍气吞声的母亲一回到家里便嚎啕大哭,全家人也都跟着哭。几十斤救济粮哪度得了春荒?母亲只好将那几十斤大米全部磨成粉,发动全家老小四处挖野菜与米粉做成很稀很稀的粥来充饥。

我在程家湾读了三年半村小,后因停办便缀学在家,终日跟着姐姐上山打柴、割草、扯猪草。

一年之后,镇上复员军人安能德和他妹妹在我们大队废弃了的养猪场办起了村小,针对我们这批只读了初小三年级上半期的孩子办了一个四年级班,我便跟生产队几个小伙伴前去报名。新办村小属于个人行为,两个教师没有工资,也没有一分钱办公费和教学会,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老师没有口粮,要求学生每人每期交一元五毛钱的学费,交五斤粮食,大米小麦玉米均可。养猪场坐落在一座山梁上,安老师求附近社员帮忙,筑了几板土墙当课桌,板凳却要求学生自己从家里带。当时我们家穷得那幅光景,哪上得起那个学?

首先是二哥坚决反对:“家里都没有吃的,哪里还有粮食给老师交?再说欠队上这么多口粮款,你每天在生产队做些轻松活路挣点童工分,对家里多少也有点添补哇。”

我也坚决地回答二哥说:“你莫说那么多,这书我肯定是要念的。早晚我可以扯猪草割牛草,礼拜天和寒暑假参加生产劳动挣工分。”

二哥说:“学费从哪里来?”

我说:“我去跟安老师说说好话,先把学费欠起,等我以后挖麻竽子(中药半夏)卖了补交给他。”

二哥说:“那粮食呢?”

我说:“这不用你管了,我自己去想办法!”

二哥说:“你去偷?”

我说:“上季捡麦穗,下季捡谷穗,我不信把给老师交的那十斤粮食捡不回来?”

母亲却坚决支持我上学。

报名这天,她将父亲留下买盐打煤油的钱凑了一块五毛悄悄塞给我,并用一个红布口袋装了五斤麦子,恰好被二哥发现,强行从我手中将口袋夺去。我一气之下跑到学校,把家里的困难情况如实地向安老师说了,他对我的境遇深表同情,当即做出暂不收我的学费和口粮的决定。我没有凳子坐,安老师便将猪食槽翻过来盖在地上给我当凳子,没钱买学习用的纸张笔墨,安老师便将他写过的本子翻过来给我当作业本,笔墨都是他提供。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不跟同学们玩耍,把分分秒秒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布置的家庭作业也全部在没放学前就抓紧做完,回家吃口饭便可抓紧把第二天猪牛吃的草全部备好,再说晚上二哥也绝不会让我点灯油做作业。母亲早就作不了主,一切都得由二哥当家说了算。学校几个耍得好的同学知道我的处境后,都纷纷伸手援助我。有的给我一只铅笔,有的给我几张纸,有的让我每天在他的墨水瓶里吸墨水。到了开学交学费交粮食的时候,有的送我一把麻竽子(半夏),有的送我一把杏仁儿,凑起来拿到供销社采购站去卖了好几元。粮食更是五花八门,有的送我两只玉米棒子,有的送我一把麦穗或稻穗,都说是他们在生产队收过的田地里捡的,也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捡的还是从家中拿的甚至是从生产队偷的,反正却实实在在地帮了我的忙,除了给老师上交,还剩下不少用于添补家中粮食欠缺,二哥的脸上乐开了花。

一年后我初小毕业,考上了公办长赤中心小学,从此认认真真读了两年书。六六年十四岁以优异成绩考入长赤中学,我父亲高兴得见人就说他三儿是个大才子,以后准能考上大学,还要漂洋过海。妈责斥父亲说莫把嘴谝早了(说大话的意思),二天漂不了洋过不了海让那一家人(实指幺叔一家子)笑掉大牙。

不久我家与幺叔一家的矛盾终于得到了化解。

记得大哥一次回家找幺叔一家谈话,向他说明当时四清运作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不是父亲所能保的,想保也保不了,要保自己也得搭进去。并对他们一家对我们家的报复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说再这么下去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幺叔一家至此软了下来,因为这时大哥已是县委组织部长了。

我的童年是在金色中度过,那时候做着许许多多的梦,梦想将来当作家、当诗人、当科学家、当工程师……。正当我张开理想的翅膀朝着几万光年自由自在飞翔的时候,也就在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初中正式上课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便暴发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儿时的理想便像肥皂沫一样破灭了,不到十四岁便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当时的政策是同工同酬,为了多挣工分多分口粮,我每天干着主要劳动力的活儿,也就拿到了最高工分十分。但一天高强度的劳动下来,累得腰酸腿痛四肢抽筋,最难受的是没有夜饭吃,肌肠漉漉通宵难眠盼着天亮。

改变我命运的机遇终于来了,不满16岁时便荣幸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那时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当兵的目的就是到部队吃几天饱饭穿几件新衣服。记得到部队的第一顿饭,三百多个新兵冲进食堂哄抢大肉包子,团长拿着喇叭大声喊话,要大家不要抢,部队有的是粮食,包子一定让大家吃个够。几百个从小就饿慌了饿怕了的新兵娃儿哪听得进这些淡话,炊事兵抬出一笼哄抢一笼。那一场哄抢包子的大战,我一连吃了三十二个。晚上通宵难眠,不是包子吃撑了睡不着,而是想起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们,要是这三十二个包子能让她们分享那该有多好哇!

记得当兵临走时母亲抱着我泣不成声地:“三儿,你还是个娃儿啊……”话没说完便哭成了泪人。

我亦流着眼泪安慰妈说:“妈你莫哭,等我当兵回来,顿顿让你和弟弟妹妹吃饱饭。”

苦命二哥把我送得好远好远,也泪流满面地着拉着我的手说:

“三兄弟原谅二哥,我们这个家的情况你晓得,也是莫办法的办法,才让你跟我一样干重体力活。”

我难过地说:“二哥你快莫说了。咱们这个家,最受委屈的还是你。以后对二嫂好点,她这一辈子也太不容易了。”

这些情景时时在目,每顿端起饭碗,就要伤心落泪。我当兵每月八块钱,除了买块肥皂,余下的钱全部寄给二哥,帮助家里添补生活。

三年后我复员分配在区邮电局当话务员,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让一家人从贫困中走出来。七十年代初话务员很吃香,我可不像父亲和大哥那样只顾革命不管家,疯狂地利用话务员这个特殊工具以物易物,在那物资极度贫乏的年月,我可随便买到喂猪的饲料,种自留地的化肥,父亲喝的白酒,母亲吃的白糖等紧缺物资。工作单位离家也不太远,每个月还可回家种几天自留地。这一年家里杀了一头四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肥料充足自留地也大获丰收,终于让一家老小解决了温饱问题,让生产队过去欺侮我们的那些几爷子羡慕得心尖尖都发痛。

几年后弟弟妹妹陆续长大成人,在我的努力促使下都参加了工作,而且都各自有了出息,便永远结束了困难户的屈辱历史。

 

八十年代初我已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在小县城有了一定的影响。此时父亲已年老退休,在县城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认为还是农村空气好,便与母亲又回到农村老家由二哥一家照顾二老生活。我们兄弟姐妹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让两位老人晚年幸福。在城里工作的兄弟姐妹每逢节假日,或二老身体欠佳时都要回去看望。特别是在医院工作的妹妹和妹夫,对二老身体更是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一次我当着母亲的面询问父亲:“当年你身为全国劳模,公社党委书记,还是县委委员、地委后补委员,应该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就敢不买你的账?你为什么不利用手中权力好好保护自己的家,任其一帮小人百般欺凌母亲?”

父亲振振有词地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身为共产党的公社书记,应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岂能利用手中特权为个人谋取私利呢?”

我对父亲不由得肃然起敬!

母亲却不满地说:“你对革命那么坚决,对党那样忠诚,退休后应该去找党啊,为什么要让儿女来伺候呢?”

父亲无言以对,只是狠狠地瞪了母亲一眼。

正当二老享受着温馨的幸福时光的时候,我的弟弟不幸身亡。一场意外的打击,二老本来就多病的身体在一夜之间彻底崩溃了。在县医院经过数月治疗,母亲还是双目失明,处于半瘫痪状态。英雄一世的父亲也神志不清,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农村是不能再回去了,我便和妹妹轮流承担起瞻养父母的义务。二老在我家住一段时间,再由妹妹接到她家住上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已步入影视圈,大部分时间在外拍戏,照顾两位老人和两个小孩子的重担就压在了老婆一人肩上。那时最困难的还是住房,一家六口挤在两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吃喝拉撤全在里面,原因是母亲双目失明吃饭喝水都要喂,屎尿要在房间里拉,父亲糖尿病一天到晚小便没完没了,他本人痛苦不堪,老婆也苦不堪言。她在父亲床前摆放着大盆小罐,尿洒得满地都是,她却不厌其烦地打扫。每天照顾二老生活起居,照管两个孩子上学,上班下班,买菜做饭,洗衣服,做卫生,给二老煎药、端屎端尿,擦洗身子。特别是父母住院期间,老婆一边工作一边照管孩子,一边给老人送饭,晚上还要在医院陪床,每天都要付出常人想都不敢想的辛劳。为向老婆表达深深的敬意,我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间对她百倍地恩爱和敬重,几乎每天都要跟美女打交道,但从不动凡心,从没做过半点对不起老婆的事。为了让二老生活得舒适一些,我便与老婆商量决定修建一处私人住宅。八八年一幢两楼一底四百多平米的小洋楼即将峻工之际,我敬爱的母亲却在七月初突然逝世。两个月之后父亲又在经受病痛百般折磨之后,极不情愿地,一言不留地离开了人世。父亲病逝时我正在外地拍戏,急匆匆赶回农村老家时,父亲已经入土三天了。

想起父亲的悲壮人生,我抑制不住内心深处的悲痛,一头扑倒在父亲坟前,撕心裂肺般地痛哭了一场。

饱经人世间酸辣苦甜的父亲母亲,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父母去世十五年后,时已年迈的大哥来北京治病,在一次与他的攀谈中又提及父亲话题,这位时任老家县委书记评价父亲是一位合格的共产党员,是一位合格的基层干部,在他担任公社党委书记二十多年间,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为名不为利,无限忠于革命,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党的事业,爱国如家,爱民如子,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当年生产队的那伙人不怕他,正好说明父亲具有不会利用手中职权谋取私利,更不会利用手中职权打击报复别人的高尚品质。

大哥最后这句话解开了当年生产队那伙人为什么敢明伙执仗地欺侮我们一家老小的不解之密。

说到我的大哥,亦可用他评价父亲的那段话来评价他。他十五岁参加工作,文革前二十七岁就当上了县委组织部长。七十年代初便是县委副书记兼任组织部长等众多的重要职务。然而他比父亲还要原则,全家所有亲属没有一个人能沾到他的光。沾不到光凭自己本事奋斗也行,然而却受到他的种种压制。八十年代初我在小县城里已算有些名气的人了,记得县工会主席向县委提名要求将我调到县工会担任干事,但遭到大哥坚决反对。后来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向县委打报告要我去担任秘书,亦遭到老兄断然拒绝。我一看想从政的路彻底无望了,才痛下决心用手中的笔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言谈中大哥毫无内疚之意,他说他是用这种激将法促使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并最终获得了成功。

我笑着说如果当年你老兄利用手中特权让我当个一官半职,顶多也只是个科局长到头了吧,哪还有我现在的今天呢?

大哥大嫂同时点头称是。

大哥与我之间的兄弟情义至诚至深,但要利用他的特权谋取个人利益又形同陌生人。在八十年代初我确实恨他太绝情,但很快便原谅了他。再到后来他的形象与父亲一样高大,同样是我心中的共产党人!

二老逝世整整二十年了,然而父亲的高尚品质,母亲的慈母情怀,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200944日完稿于清明

 

作者简介:远山是大巴山的儿子,当兵复员后干过话务员、邮递员,以一个小学文化拼搏人生,立志从文。天助他成功,八十年代初期便颇有成就。后调入文化馆从事专职文学创作,曾发表各类题材的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文学剧本二百多万字。八五年步入影视圈,曾创作各类题材的影视剧四十多部,其中多部获奖。现任中央电视台《魅力中国》艺术总监,中国国际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影视家分会副主席兼影视艺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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