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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是全球华语作家组织的高端组织,其工作宗旨是:加强全球华语文学理论工作者、企业儒商、策划精英、各行业文职人员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国际交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为弘扬中华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全球华语作家举办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组织文学评奖,对优秀的创作成员和创作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进行文学理论研究,开展健康文明的文学评论和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发现和培养世界华语文学创作、评论、编辑、翻译的新生力量推进中外文学交流,代表中国当代作家参加国际文学活动。反映当代作家的意见和要求,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简称全国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选举产生协会理事会。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协会理事会负责执行会员代表大会和常务理事会的决议。秘书处为中国当代作协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协会的日常工作和根据需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及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由理事会推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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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档案:毛泽东的家庭是何时走向富裕的
 发表日期: 2011/11/25 14:54:00   来  源: 中国经典网  作  者: 中国经典网  

  一个老屋里走出的兄弟,个性迥然不同

  过去,人们了解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大都来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一书。这部书是斯诺根据1936年在陕北保安采访毛泽东时的谈话手记整理、撰写的。书中有关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自己的田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了中农。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累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达到“富”农的状态。

  然而,毛泽东的家庭是何时走向富裕的?怎样走向富裕?又是靠谁走向富裕的?其中具体的情形,毛泽东自述并未涉及,相关的研究也难以展开。当存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中的毛泽民的《个人简历》,以及毛泽民为毛泽东代填的《个人履历表》被作者找到后,这些问题便有了清晰的答案。

  在毛泽东的这份《个人履历表》“父亲”一栏中,毛泽民清晰地填写着:

  毛顺生,生于1866年(本书作者注:应为1870年)的湖南省,湘潭县西二区韶山南岸村。卅岁以前,专为耕种,卅岁后,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最后三年是富农。原有祖田十五亩,半栋房屋,两块柴山,但负债很多,经勤苦努力,于1915年买叔父田七亩,但仍负债,1915—18年商业顺利,得走上富裕的中农,1928年被(国民党)没收。1919年去世。

  在毛泽民本人的《个人简历》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父亲务农兼经乡村贩卖商,是一个善于用改良方法的剥削者,因此,使家庭由贫农、中农到富农,但达到富农地位仅二三年,父母同年去世,家庭因之解散。

  从以上材料中不难看出:毛家祖上是贫农;在1900年以前,即毛顺生30岁以前,完全是靠种田来养家糊口;在此之后,他除了种田外,还兼做贩卖粮食之类的买卖,家庭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负债;只是在1915—1918年,由于商业顺利,毛家才走上富裕之路,生活变得殷实起来。

  应该说,毛顺生是个聪明、勤劳,带有“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新式农民。他的“发迹”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大环境。

  1887年,17岁的毛顺生开始当家理事。他在接过祖上分得的田产和屋产时,也接过了家庭债务和生活重担。为了躲债,他不得不狠下心来,外出参加湘军。

  一年多的军旅生涯,毛顺生虽然未能混上一官半职,却因闯荡世界,开阔了眼界。随着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维新运动在湖南蓬勃兴起,湖南成为全国最富生气的省份之一。地处三湘四水的小小的韶山冲从此不再闭塞。在数百里之外的长江边,已经响起隆隆的机器声。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始修铁路、开矿山、造枪炮。萌生于清康雍时期的官银钱号,这时又在各地重获生机。湖南省城长沙设立了总官号,下面设有分号和子局。民间乡里也散布着钱庄和票号。

  与勤劳厚道的祖辈不同的是,毛顺生念过几年私塾,善于经营家务。他将自己家剩余的稻谷和买进的稻谷碾成米,挑到20里以外的银田寺或百里以外的湘潭的米市去卖,赚取地域差价。起初,毛顺生贩运谷米是小批量的,后来得到妻子文七妹娘家的贷款帮助,便成批地购进稻谷,加工销售。此外,他还做起贩卖猪和耕牛的生意。

  随着手中的资金逐渐增多,毛顺生开始寻找新的赚钱方法。他先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又与“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建立了商务往来。为了流通方便,他自己还印制了取号为“毛义顺堂”的纸票做周转,同时也使用湘乡大平坳一家大商号“济春堂”的纸票。

  毛顺生的大儿子毛泽东降生于1893年12月26日。1896年4月3日,二儿子毛泽民也来到人世。孩子们开始懂事时,正是毛顺生从耕作转向贩商的过程。在他看来,只有劳动才能致富,绝不允许家里有任何人吃闲饭。他雇了一个长工,还让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都到田里干活儿。毛泽民四五岁时,就干些割猪草之类的轻活儿,再大一点,就开始放牛了。

  湘军贯彻“书生带山农”的方针,在湘军当兵时,毛顺生饱尝过“劳力者治于人”的苦楚。后来,在一次柴山诉讼案中,他明明有理,却因对方引经据典、能言善辩,生生让他输了官司。他下决心让儿子们都读些书,认为只有识文断字,能写会算,才好光大家业。毛泽民8岁那年,便和毛泽东一道在村里的南岸私塾读书了。

  当孩子们刚刚学会几个字,毛顺生就让他们给家里记账,学习打算盘。他像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孩子们闲着。他的脾气很暴躁,经常打孩子。他又是个很吝啬的人,给孩子们吃最粗劣的饭食,不给鸡蛋,也不给肉吃,甚至不给一文零花钱。这些看来不近人情的做法,无形中却培养了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好品格。

  毛泽民从8岁到14岁期间,断断续续地读过4年私塾。1905年9月25日,毛泽民的小弟毛泽覃出生了。为了帮助母亲照顾弟弟,9岁的毛泽民辍学了。直到弟弟3岁后,他才重新回到南岸私塾读书。

  1910年,毛泽东要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进入东山学堂,是毛泽东走出乡关,走向社会的起点。14岁的毛泽民则挑起了种田持家的重担。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成了家里的壮劳力。平日里,他起早贪黑,与父亲一道下地种田,还经常挑着100多斤的担子走好几十里路去送米。他不仅农活儿做得好,喂牛、养鱼、碾米、砍柴、打桐油,都是行家里手。

  1913年,毛泽民与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的女子王淑兰完婚。17岁的他,便从父亲手中接过种田理家的重担。父亲外出经商,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父亲自私刻薄。毛泽民宽怀大度。每当农忙时上屋场要请月工,只要毛泽民一招呼,谁都愿意来帮工。一是他给帮工吃得好,不仅有肉,还能吃到他家鱼塘里的新鲜鱼;二是他会当天付工钱,从来不拖欠。毛泽民还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他除了自己养猪、养牛外,还买来小猪、小牛让别人喂养。别人可以用畜粪肥田。等猪、牛养大以后,再由毛泽民拿去卖,付给别人“毛义顺堂”的纸票。别人拿着他家的纸票,可以在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食盐或日用品。毛泽民长年在家里种田,照料父母,供哥哥和弟弟在省城读书,从来没有半点儿怨言。

  眼见泽民从少年起就像成年人一样辛苦劳作,母亲文七妹心里很舍不得。有一次,她与邻居家奶奶聊家常时,就心疼地说:“润之、润菊都不在家,润莲一个人,要种田,要喂鱼,要砍柴,里里外外的活儿都是他一个人干,他从小受了不少累,吃了不少苦啊!可他父亲在外面做买卖,就不了解这些事情。”可以说,毛家能致富,离不开毛泽民这对小夫妻的吃苦劳作,家境的好转,也开始于毛泽民娶亲的1913年。

  1915—1918年,由于商业顺利,毛顺生不仅赎回了祖上典出去的全部田产,又买进叔父家7亩水田,家里的田产增加到22亩。他手中的资本也逐渐滚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令人羡慕的小财东了。当年分家时,上屋场只有5间半茅草房。手中有了富裕钱,毛顺生便想到改善家庭的居住条件。他将老屋的茅草屋顶换上小青瓦,又先后为儿子们建造了居室,还扩出了农具室、碓屋、牛栏、柴房等,一共13间半房屋。

  毛泽东和毛泽民虽然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却性格迥异。两个人从小就有不同的发展趋向。毛泽东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善于考虑宏观的问题。他引领湖南青年加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洪流,指点江山、欲主沉浮,正像他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发出的气吞山河的誓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而毛泽民特别细心,善于管理一些具体事务,对种田、运米、做生意、运作股票等很擅长,后来发展到对财政金融和经济建设工作“情性相近,而有兴趣”。

  1921年正月初八那个晚上,对于南岸村上屋场毛家兄弟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夜晚。晚饭后,全家人围着火塘,一边烤火,一边聊天。毛泽东先给大家讲起这一年外面发生的事情,说着说着,就把话题转到家里。他说:“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的事只有你们两口子支撑着。泽民这几年照顾父母亲尽了力,又忙着作田,吃了不少苦……”

  自从母亲去世,家里发生了多少事情。毛泽民有许多心里话要讲。既然大哥主动谈起家事,他便一五一十地报起账来。他掰着指头细数着:“民国六年,家里修房子,母亲开始生病;民国七年,败兵几次来这里出谷要钱,强盗还来抢过一次;民国八年娘死安葬,年底安葬父亲;还要给泽覃订婚……这样一来,家底也就快搞光了。”

  毛泽东十分了解泽民的为人。他忠厚老实,做事认真,人也精明,不足的就是读书不多,见世面太少,革命道理懂得有限。坐在通红的塘火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开导说:“你讲的都是实情,但这不只是我们一家发生的事情,天下大多数人都有灾难,今后还会有。这叫做国乱民不安,国破家要亡啊!”

  接着,毛泽东启发毛泽民:“现在,爹娘都死了,屋里只剩下你们两公婆。这些田你们做不了,还要请人帮忙,加上兵荒马乱的,怎么过得下去呀?我的意思是,这个田,我们不做了,这个家,我们也不要了,把屋里收拾一下,我们都走!”

  听到这儿,毛泽民坐不住了,急火火地问道:“我不种田,哪个有饭吃?”

  毛泽东继续说:“润莲小时候在屋里搞劳动,没有读好多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出去学习一下,边做些事情,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四嫂(即王淑兰)和菊妹子(即毛泽建)也都一起走。”

  一个是普普通通的韶山农民,一个是心怀天下苍生、矢志救国救民不惜抛家舍业的共产主义者,在1921年这个寒冷的冬夜,兄弟二人的心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尽管大哥讲的话句句在理,但要让毛泽民抛家舍业,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家园,谈何容易!更何况,上屋场已在毛泽民的手上渐渐兴旺,今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红火。

  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吃苦耐劳的大弟弟,对他的劝说也更加耐心:“润莲啊,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只顾自己有饭吃,要使全国人民都有饭吃!怎么才能办得到呢?就是走出去干革命!这叫‘舍小家,为大家’,那么,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了!”

  在毛泽东的耐心启发和开导下,“舍家为国”这个理儿,毛泽民是想通了。但要完全抛弃这个家,毛泽民心中确实难以割舍。或许,在治家理财方面,毛泽民比毛泽东想得更细致、更长远。在处理家产时,毛泽民还是适当地做了一些保留。日后,他将这些家产全部用于了党的事业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之中。

  尘封档案揭开毛泽民党龄之谜

  1921年春天,毛泽民跟着追寻兄长毛泽东的足迹走出了韶山冲。

  这年夏天,中国共产党诞生了!6月下旬,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中旬,他们回到长沙,积极贯彻党的一大之决议精神,发展党员,发动工人运动,开始建党初期的工作。

  那么,毛泽民究竟是什么时间入党的?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界根据有关史料认定,毛泽民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诸多党史人物大辞典、各种党史资料中都是这样写的。

  关于毛泽民的党龄问题,唯有曾与他共同生活、战斗了14个春秋的革命伴侣钱希均不止一次提到:“泽民同志是1921年入党的。”

  2004年夏天,尘封在俄罗斯的毛泽民档案卷宗解密,沉寂了60多年的毛泽民党龄之谜,有了最终的结论。毛泽民在1939年6月12日撰写的《个人简历》中这样写道:

  7.文化程度—原因家贫,从小七岁至十岁,读过四年蒙馆教学,到25岁时,又读过半年成年补习学校,后插入高小二年级半年,即因当时受党分配工作而停学……

  9.参加革命的经过—从1921年起,即由陈子博同志介绍在湖南长沙入党(所谓劳动组合书记部),即参加学生和工人运动。1922年即由党分配湖南自修大学担任会计庶务等工作半年,又调江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任总经理约两年……

  …………

  证明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邓发四同志。

  毛泽民生于1896年。他“25岁时”,即为1921年。前面已述,这年春节后,毛泽民便跟着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在一师附小当庶务,同时半工半读。年底,由陈子博介绍,毛泽民在湖南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

  毛泽民所提到的四位证明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邓发四同志,依次是他革命生涯四个阶段的直接领导人。在参加革命工作,加入共产党,投入工农运动,即毛泽民革命生涯的早期阶段,证明人是他的大哥毛泽东。当然,证明他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也应该是毛泽东。

  在毛泽民莫斯科档案中,有关他“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就有8处之多。毛泽民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事实,是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的。

  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后回到湖南,为了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于当年8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这所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实际是中共湖南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党校。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夏明翰等中共早期党员,都是补习学校第一期学员。毛泽民同他们一道,也是补习学校第一期学员。

  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支部正式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书记,何叔衡、易礼容、陈子博等为支部委员。到年底,中共湖南支部已有20多名党员。正是这时,毛泽民的人生亦发生了重大转折,他很快停止了学业,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谋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之中。

  不管“小家”管“大家”,毛泽民在安源初展财经管理天赋(缩写)

  1922年底,毛泽民被中共湘区执委会派往安源路矿,担任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在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的领导下,他发动俱乐部会员踊跃认购股票,扩大社会集资,用所获得的资金来减轻工人的生活负担,使党的事业用经济手段得到支持。毛泽民领导经济工作的才能,在工人斗争的大舞台上逐渐彰显出来。

  在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里,收藏着一张当年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股票。股票的正面印有总经理毛泽民的名字,而认股者的姓名、股金数额和认股日期都是用毛笔填写的。股票的背面附有招股简章。1994年,这张红色股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与毛泽东同时回家乡养病,一起发动农民运动

  1924年初秋,长期超负荷工作的毛泽民,身体状况愈来愈差。不幸他患上了急性阑尾炎,直到腹部剧痛难忍,高烧不退,他才住进长沙湘雅医院。当医生为他进行手术时,阑尾已经化脓穿孔,以致手术后伤口始终不能彻底愈合。病痛折磨得他寝食不安。中共湖南省委决定,让毛泽民暂时离开安源在长沙休养一段时间。

  转眼到了12月,自1923年4月离开长沙去上海在党中央工作的毛泽东,也因长期过度操劳,患上神经衰弱症。党中央同意他回湖南休养。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两个幼子回到长沙。

  在毛泽东回长沙养病的一个多月里,毛泽民也在休息。他们兄弟难得有机会促膝长谈。毛泽东兴致盎然地畅谈了自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看法,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提出了自己深刻的思考。

  在建党初期,毛泽东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发展,他渐渐认识到,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毛泽东希望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在家乡生活时间最长、乡亲们最为信服的毛泽民,无疑是他的好帮手!

  1925年春节过后,毛泽民就随毛泽东全家一起回韶山。这时,农村的旧历年还没有过完,又是农闲时节,他们一到韶山便四处串门,看望了乡亲,有时还和他们一起打骨牌、玩麻将,和他们一起聊天、唱山歌,一曲“金花籽,开红花”唱遍了整个韶山冲。

  毛泽东在家乡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乡亲们进行启蒙教育。他通过毛泽民、杨开慧,以及庞叔侃、柳季刚、李耿侯等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毛氏宗祠、毛震公祠、李氏祠堂、庞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的族校,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他们通过教乡亲们识字、学珠算,宣传“三民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毛泽东经常来夜校查看。他要求毛泽民和杨开慧,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让乡亲们能够接受。比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乡亲们一听就懂。

  毛泽民长期生活在韶山冲。他最会和乡亲们说话,讲的都是农民自己的“理儿”。千百年来,农民为什么世世代代受压迫?乡亲们自认为“命苦”、“八字差”,但毛泽民说:“不对!这是因为土财东剥削的结果。土财东为什么能横行霸道呢?因为背后有洋财东为他们撑腰!”

  毛泽东兄弟这些入情入理的宣传,拨亮了穷苦农民心中的一盏灯。渐渐地在他们周围聚拢了一批农民骨干。这年3月,韶山第一个农民协会秘密成立了。6月中旬的一天深夜,在上屋场的小阁楼上,毛泽东亲自主持了新党员入党宣誓,成立了韶山党支部,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后来,中共韶山支部最早的5名党员,都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名垂千古的“韶山五杰”。

  一起被赵恒惕通缉的兄弟俩都“逃往”广州

  这年夏天,韶山近两个月滴雨未降,稻田龟裂,受灾严重。土豪劣绅乘机囤积居奇,抬高谷价,稻谷由原来的每升60文猛涨到160文。成胥生、何乔八等大地主还企图将谷米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

  毛泽东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这就是韶山历史上有名的“阻禁平粜”斗争。

  转眼到了8月下旬,毛泽东回到韶山发动农运前后已有200多天了。他四下串联,到处“点火”,唤醒了沉睡的韶山冲,点燃了湖南省伟大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

  当年毛泽东在长沙领导学运和工运时,赵恒惕就已领教过他的厉害,如今毛泽东又在乡下煽动群众造反。赵恒惕曾恶狠狠地说:“湖南若有毛泽东,就没有我赵恒惕!”赵恒惕接到密报后,立即令湘潭团防总局,火速派兵前往韶山冲,捉拿毛泽东兄弟,以除心腹之患。

  在日后,回忆这次回乡发动农民运动的经历时,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分别用了“逃往广州”、“逃往广东”一语。

  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一书中,毛泽东回忆:

  赵省长派兵来抓我,我逃往广州。

  毛泽民在莫斯科撰写的《个人简历》中也写道:

  ……同时,均被通缉,因而与泽东同志逃往广东。

  这时,已回到安源的毛泽民,与工人俱乐部游艺股股长萧劲光一起,北上武汉,经上海,走水路去了广州。他们离开安源不久,安源工人俱乐部就遭到军阀洗劫,发生了“九月惨案”。

  9月上旬,毛泽东也离开长沙,途经衡阳、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在广东韶关,转乘火车去广州。

  在逃往广州之前,毛泽东来到湘江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著名的诗《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讲习班于9月14日开课。毛泽民到广州后,即担任本届农讲班总支书记。当时的广东虽然是国共合作的天下,但中共党员的身份及党的工作并不公开。毛泽民的公开身份,是农讲所学员兼任甲班班长。

  然而,这届讲习班开课仅37天,毛泽民便立即结束学习,前往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接受一项重要任务——“奉中央电调到上海负发行中央党报。不久,党中央成立出版部,即负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

  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的需要,毛泽民化名杨杰,公开身份是某印刷厂的老板。他脱掉了土布短装和布鞋,时而长衫马褂,时而西装革履,频频出入于报馆、书店和发行所,俨然一位出版界的大老板。

  自从1925年11月,毛泽民和毛泽东在广州分手后,他们各自的人生角色再次发生了重要的不同方向的转变。“泥腿子”毛泽民进入大城市,“青年知识分子”、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毛泽东却在此后投身农村革命,最终上山结交“绿林好汉”,成了“共匪”。

文章摘自《革命与爱》
作者:耘山 周燕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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