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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简介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简称当代作协,是由世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主管的全球华语作家、文学理论工作者、文学编辑工作者和文学组织工作者自愿结合的专业性文学社团,是联合全球各国华语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是全球华语作家组织的高端组织,其工作宗旨是:加强全球华语文学理论工作者、企业儒商、策划精英、各行业文职人员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国际交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为弘扬中华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全球华语作家举办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组织文学评奖,对优秀的创作成员和创作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进行文学理论研究,开展健康文明的文学评论和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发现和培养世界华语文学创作、评论、编辑、翻译的新生力量推进中外文学交流,代表中国当代作家参加国际文学活动。反映当代作家的意见和要求,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简称全国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选举产生协会理事会。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协会理事会负责执行会员代表大会和常务理事会的决议。秘书处为中国当代作协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协会的日常工作和根据需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及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由理事会推举产生。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简称全国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选举产生协会理事会。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协会理事会负责执行会员代表大会和常务理事会的决议。秘书处为中国当代作协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协会的日常工作和根据需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及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由理事会推举产生。
  中国当代作家内设办公厅、人力资源部、组织联络部、文学创作中心等职能部门,主席团、理事会、顾问团、创作联络部、发展战略部、创作影视部。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报刊网有: 中国名家杂志、中国文艺新闻报、中国经典网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北京地址:北京市复兴路乙20号(总参大院)
  电话:010-88232339  88226136
  传真:010-88226137
  手机:13910054379 13522714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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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香港地址:香港湾仔骆克道315-321号骆基中心23楼C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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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新书称:文革期间的少年时光不该遗忘
 发表日期: 2013/10/29 19:19:00   来  源: 环球联合网  作  者: 盛戈  

   [导读]“文革”期间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不应该被遗忘,应该作为模版留给今天的孩子,模版你就不能假。我要保证这本书的表情要质朴,不要太花哨,我尽可能说实话。

毕飞宇 秦斌摄

毕飞宇,1964年生于江苏泰州兴化市,代表作有《青衣》、《平原》、《推拿》等。2010年凭《玉米》获得英仕曼亚洲文学奖,2011年凭《推拿》获得茅盾文学奖。新作《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日前由上海九久读书人出版,是其第一部非虚构作品。

在《推拿》之后,作家毕飞宇回过头写起了自己的年少时光,推出个人第一部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少年时代随着父母的脚步变迁,他曾经度过一段又一段没有根的漂泊生活,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在物质贫瘠的时代,孩子们有着自己的乐趣和幸福。那是一段生活在特殊时代有着特殊记忆的童年时光,毕飞宇把它们重新记录下,他力求尽可能的诚实不花哨,希望给下一代的人们留下一个自己的生活模版,他也期待知道年轻的孩子们如何看待父辈们的这一段历史。

1 谈书名

向塞万提斯致敬

新京报:这个书名是你自己起的?

毕飞宇:是这本书的策划陈丰起的,在书里其中有一章写盐碱地的时候提到我骑牛的一段,写到了“堂吉诃德”,陈丰就说这四个字必须得有,然后“苏北少年”这四个字也必须得有。我个人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只是作为书名偏长了一点。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12岁之前的生活和堂吉诃德相似度高吗?

毕飞宇:不高,我个人认为把这八个字拉过来,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虽然不是完全契合,但不能说这个少年内心堂吉诃德的成分一点没有,我骨子里面是在向塞万提斯致敬。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伟大的作家,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他们实伟大,他们塑造的人真的可以涵盖人类各种类型的基本情感。等我知道了堂吉诃德这个人,再回望童年这些荒唐举动,发现堂吉诃德其实是全人类精神里的一个点。

新京报:很多人会觉得堂吉诃德终究是一场空啊。

毕飞宇:人类一定是这样,有几个人可以幸福地离开呢?

2 谈儿子

这一代人从开始谈话起,就是没有表情的

新京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也涉及了一些曾经做过的让你觉得内疚的事情,可以说是一次非常诚实的写作。

毕飞宇:这是一套丛书,在陈丰约稿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文革”中过来,随着时代变迁,今天孩子们的模式已经完全不同了。“文革”期间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不应该被遗忘,应该作为模版留给今天的孩子,模版你就不能假。我要保证这本书的表情要质朴,不要太花哨,我尽可能说实话。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留下的这个模版,今天的孩子接受度如何?

毕飞宇:这个是下一步我要做的,我想找一帮孩子们,听听他们怎么说。我的目的不在于听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通过这本书去了解他们。就像打斯诺克,你想打左边的球,但会把母球往右边打,通过反弹构成关系。我特别渴望这本书成为斯诺克的框,我想知道今天的孩子们最后的球打到哪里去。

新京报:儿子对这本书的想法知道了吗?

毕飞宇:儿子现在所有精力都放在英语上,没有任何闲暇读我的书。

新京报:那你觉得他对你书里提到的自然有兴趣么?

毕飞宇:不敏感,有一次我跟儿子一起散步,我说“下面往南拐。”我儿子特别惊讶,他说“老爸,你也没带机器,你怎么知道那个地方叫南?”我听到这个话特别心酸,对于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两只脚在地上,太阳在天上,从东边出来在西边滚下去,月亮从东边出来从西边滚下去,东南西北这是一个跟我们的身体、感知密切相关的东西。但是对儿子来讲,他和大自然没有任何关系,在他看来,他的老爸知道这个问题是一个神奇的力量支撑。

新京报:他说的是机器,说明他的生活里遍布各种机器。

毕飞宇:对他们来讲,如果面对的是机器这样的实物倒也罢了,他们现在面对的更多的不是机器、实物,是数字化的世界。我永远面对的是物质世界,好像我特别形而下,儿子特别形而上。他的感觉就是我out了。但是我好好的是世界里的一个人,我怎么就out了?这没有逻辑。难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生活在数字里面吗?所以现代科技到底让我们人类处于什么样的窘境,真是不敢去想它,想到最后我觉得人会疯了。小时候我总会想,死了会到哪儿,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要想的是,我们现在活在哪儿?我有一个假设,如果把我儿子送回我生活过的村庄,把电脑、网络、手机掐掉,他还能不能生活?他和朋友之间的交流都是在网络上进行,这一代人从他们开始谈话那天起,就是没有表情的。我特别怕上电视,好几次上电视,身边站着的一个美女都让我看镜头。每当我面对镜头,我就顿住了。

3 谈童年

死人、杀猪和手艺人

新京报:书的第四章谈的是各种手艺人,你说这一章可能有些人觉得很无趣可以跳过去,但是10年后读者会回来继续把这章看完?

毕飞宇:这是根据我的阅读体会,我担心今天的年轻人看不下去,里面都是一个一个说明文,介绍人家如何劳动,我年轻时读小说我会跳过去。但是人会长大的,一些年轻时读不下去的东西,换个年纪就会完全不同。我大学四年没读过《红楼梦》,我读不进去,但过了30岁回过头看,再也没丢下。一本书40岁之前读和40之后读是两本书。我特别想把小时候亲眼目睹的手艺人劳作画面,再记录下来,可能行文枯燥,但是我写得津津有味。

新京报:我相信那个看的过程是非常有趣的。

毕飞宇:我喜欢看这些东西,昨天在北京的路上我看见有人在炒葵花籽,我特别想停下来,如果是在南京,我最起码呆个把小时,给他根烟,跟他聊聊天,我对这个过程特别感兴趣。我特别喜欢那种在认知范围里面的劳动。我当年买了第一台电脑,我回家第一件事是把它们拆开,但拆开后我发现这些不在我认知范围里面,一下子就没兴趣了。手工劳动在我认知范围里,一棵我爬过的树如何被砍掉,如何变成木头,然后又变成新郎官的桌子和床,这些我有完整的记忆,这个过程要好几年。

新京报:除了手艺,你也写到了很多和杀猪有关的过程。

毕飞宇:我的童年时光有三样东西看得最多,一个是死人,第二个是杀猪,第三个就是手艺人。村子周围每年死一些人,有时候我们听到哪个人快不行了,就亲眼跑过去看着他断气,完全是好奇心。我看过许多人的最后时刻,不是电影里面那样头一歪,而是会听到很奇怪的一个声音,人就没有了。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最好奇的还是生命本身。村子里面有个传说,人死之后魂会有股烟,从鼻孔飘出去,我们就总想看到这个画面,但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人死之后第二天,人们会把死者的枕头扔到房子上,因为说人走了还要再回来,魂不认路,但是认识自己的枕头。

4 谈死亡

没必要弄得那么可笑

新京报:你刚才说影视剧里的死亡是不真实的,你书里也提到,中国有一种恶性文化,就是抒情综合征。

毕飞宇:我非常不喜欢,我最受不了中国电影里人的分离,一定是一个人站在门口,分离的人走出去3、5步,缓缓转身,回头,热泪盈眶。有的时候艺术进入人类生活之后帮助人类但是也伤害了人类,让人的情感变得不再本真。我长大以后,看中国艺术作品对死亡处理,和我们乡下人对死亡处理区别特别大。我们实际在处理死亡的时候更……

新京报:节制?

毕飞宇:节制,没有夸张的愿望,这个我特别喜欢。我长大后读到苏格拉底的一句话——男人应当平静地死去。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得学会平静,没必要弄得那么可笑。古埃及是特别可笑的文明,所有人都在为一个人的死亡做准备。我在埃及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就是那种集权制。那么多人的智慧才华,都在为一个人登基和死亡服务,这种文化内部是有问题的。特洛伊战争里面有许多对死亡的描述,情感简洁深沉,很动人。这本书关于死亡的描写少了一点,死亡既是文学命题也是美学命题,死亡极其重要。

新京报:这本书在12岁那年收了尾,你说那是你生命里最丑陋的一年,为什么选择在12岁时收尾?

毕飞宇:潜意识在起作用,少年真的不该在12岁结束,可是我莫名其妙在12岁那一年停下来了,所以潜意识真的很重要,让我不知不觉进入另一种书写的模式。也挺好,虽然不是我的本意,但是当别人这么认为的时候,我认为合理并且愿意接受的。

“古埃及是特别可笑的文明,所有人都在为一个人的死亡做准备。那么多人的智慧才华,都在为一个人登基和死亡服务,这种文化内部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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